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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苗族史学家的成就之路——记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员伍新福

来源:伍新福《论评与考辨——史学研究文集》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4/02/25 16:42:08

 伍新福,原名久福,1935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出生于“苗疆”边城凤凰县城北老营哨一个普通的苗族家庭。祖辈原住县城西部廖家桥乡菜坪,租种“屯田”为业。后因灾荒,祖父老从流县城,以小手工度日。父亲承绪少时“吃粮”当兵,离队后成家,在县城做面粉摊贩生意养家糊口。母亲龙冬梅,生长于“生苗”区总兵营(今山江镇),是一位极其纯朴、勤劳而又特别节俭的苗家女儿。父母先后生下七个子女,长大成人的仅久福及姐妹三人。

 家虽贫寒,但父母仍“望子成龙”。未满六岁的久福,进县城箭道坪小学,开始启蒙、读书。然而不幸的是,人学不到两年,仅有38岁的母亲,即因劳累成疾不治,离开人世。

 从此父亲独自一人,拉扯着一群年幼儿女,苦苦支撑。他不顾一切艰辛,依然送久福继续上学。此间,幸得一位亲姑母,即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记述的他那位“同宗兄弟”、惨死于土匪乱刀之下的“补充兵”沈万林的遗孀,多方救助和照顾,久福完成了六年的小学学业,升凤凰县立中学。但因交不起3斗“米”,初中第二个学期只得转免交“米”的县立乡村简易师范。由于聪慧好学,又发奋努力,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他的作文常被老师选为“范文”在课堂加以点评推介。每逢寒暑假,别的孩子可以成天玩耍,而久福的父亲还要将他送一位老秀才的私塾,念诵“四书五经”。正是从小这种紧张的、有时甚至是超负荷的学习生活,为他打下了较坚实的文化基础,具有了较好的语言文字修养。

 1948年,在伍久福刚满13岁不久,人生中又一个最大的不幸突然降临:劳累一天的父亲竟意外倒地猝死!从此他成为孤儿,被迫辍学,一个未成年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先是由沈家姑母托人介绍,进人县衙,在电话总机室当学徒工,跟随技师翻山越岭,检修电话线路。后以政局混乱、土匪蜂起,辞工务农,在距城3里多路的小田村,开荒种地,兼做一些脚夫挑运之事,勉强糊口度日。这几年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也是一种磨炼,对于伍久福的成长和品格的形成显然不无影响。

 1951年,伍久福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一天,他在县城里收大粪时,偶然看到一张人民政府招考小学教师的公告。此前,由于未成年,“参军”、“参干”均被拒之门外。他现已年届十七,于是决定报考。有感于新中国的建立,祖国的新气象,人民的新生活,自己对新的前途的追求、向往,报名时特将“久”字换成“新”字,伍久福改名为伍新福。乡村简师(初师)虽尚未毕业,仍顺利通过了考试,被录取。当年8月,参加附设于湖南省立九师的“短期师资训练班”培训。19527月结业。回县后,分配到鸦拉营(今凤凰县阿拉镇)苗族地区担任小学教师。一年后,由于教学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经凤凰县人民政府选拔,被保送中师深造。19538月进湘西第一民族师范(原省立九师)中师部学习。19567月,以优秀成绩毕业,并考人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大)历史系。19607月,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迄今为止已达50多年的历史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历程,终身与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留校后在历史系任助教,初始师从林增平教授,进修中国近代史,参与《中国近代史》(新编本)的撰写;后因系里学科力量配置的需要,又改修世界古代史,为谢德风教授当助手。并由院系确定为“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任务是在职业务进修,同时担负学生辅导工作和部分授课任务。在数年间,伍新福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外史学名著,并通读《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他在史学方面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水平不断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但成材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史无前例的“文革”,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场巨大的灾难,给高等学校教育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作为大学教师的一员,伍新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影响。他虽未被列“牛鬼蛇神”,也够不上什么“反动权威”,没有“挂牌”、“戴高帽”、关“牛棚”,但由于跟不上“革命”潮流,老是“站错队”,同样也少不了遭受“造反派”的“炮轰”和“批斗”。继而是“下放”农场“锻炼”,又随学生一道“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一切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被打乱。正当已打下良好基础、本应向学科领域发起进击和攀登之时,却被延误下来。但就在“文革”十年间,伍新福也并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专业。一是进修外语,提高了俄语的阅读能力,并利用俄语收集和翻译了一批国外史学资料。另一方面,由于被“工宣队”的“三结合”,进系“革委会”,分工抓“工农兵学员”的招收和教学,与业务还是有所接触。

 1976年“四人帮”倒台,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各大学恢复招生,教师们重操旧业,伍新福也得以重新正常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当时正处于筹建中的湘潭大学,要求湖南师院支援师资,并允诺为教师解决两地分居等问题。197610月,经申请批准,伍新福携着1964年结婚后长期分处两地的家眷,调人湘潭大学,被委任为系副主任。先同尹世杰教授一起筹办政治系;后分别设系,由他单独主持筹建历史系。在荒山中白手起家,一切从无到有,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克服种种困难,集聚了一批教师,创办起湘大历史系。他负责组织领导全系教学工作,并为学生讲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等课程。同时,紧密配合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着手撰写和发表了第一批史学论文。如((略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新湘评论》)、《略论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湘潭大学学报》)等,初步显露出伍新福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扎实功底,及其广博的中外史学知识基础。在这期间,考虑到主客观的各种条件,他为自己重新确定了专业发展方向,即从事民族史和中国苗族史的研究,开始了初期的资料准备工作,并参与了国家项目《苗族简史》的编写讨论。

 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为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1980年底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先后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2年,评聘为史学研究员。2001年,受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员。30多年来,他从地方研究所的实际和本人已有基础及某些优势(如自身为苗族等)出发,主攻中国苗族史和湖南地方史,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全国性的学术问题的研讨,在相应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史学界和理论界就“社会形态”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讨论。伍新福连续撰写和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几个问题》(《求索》杂志)、《略论奴隶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多样性》(《中国史研究》)、《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多样性》(《湖南师大学报》)等一系列论文。针对当时出现的完全否定奴隶社会的普遍意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规律性的观点,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历史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旁征博引,运用大量的中外古今的史实和资料,阐明和论证了奴隶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普遍性、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五种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性和统一性,同时也强调和证明了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多样性,反对“教条化”和简单“公式化”。在这场讨论中伍新福成国内一家之言和一方观点的代表,获得学术界的肯定。《略论奴隶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多样性》一文,被评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十周年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多次被收人全国性的大型学术专集。1992年,有关文章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研究”系列论文,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此外,他还撰写和发表了《爱国与忠君》(《光明日报》)等文,积极参与了80年代国内学术界关于历史上爱国主义问题的讨论。

 与此同时,伍新福开始主攻中国苗族史,开展一系列专题研究。先后发表有关苗族族源、迁徙,苗族方言与内部支系的区分和形成,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苗族社会经济发展,“苗疆”、“屯政”与“边墙”,苗族反抗斗争史等数十篇论文。80年代中期,接受出版社特约,与贵州苗族学者龙伯亚先生(已故)合作,按通史体例撰写一本《苗族史》。全书共五章,其中绪论和第一、二、三、四章由伍新福负责撰稿。199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由苗族本民族学者撰写的苗族史。此书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四川省优秀图书和湖南省社科优秀著作等奖项。1999年,贵州民族出版社推出伍新福近百万字的《中国苗族通史》(上、下册)。此书分别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和湖南省社科优秀著作等大奖。2000年,近50万字的《苗族文化史》,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此外,伍新福撰写的《苗族历史探考》、《苗族史研究》、《湖南民族志·苗族篇》等专著,亦相继出版问世。这些著述多填补了我国学术领域的空白,标志着伍新福在中国苗族史研究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苗族,是中国古老的、历史极为悠久、传统文化特别丰富的民族,但它只有民族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文献,而且分布地域很广,内部方言和支系又繁多,所以研究苗族史的难度相当大。伍新福在研究实践中,一方面广泛查阅和收集各种汉文的历史文献,钩沉发微,去伪存真,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他特别注重田野调查,多次跋山涉水,深人湘西和湘西南、黔东南、黔西北、黔南、川南、滇东北、滇南、桂北、渝东南和鄂西等苗族聚居地区,作实地调查访间,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和苗族社会历史材料及各种口碑资料。对于苗族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他都进行了深的考证和研讨。他广泛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又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有关论著中提出和阐发了许多新的和独到的见解。如首次确定和论证蚩尤为苗族先祖,并且也是汉族最初的渊源和人文始祖之一,正确评价蚩尤,为蚩尤重新作出历史定位。又如,最先提出和论证“楚人”与苗族“同源异支”说,即建立楚国的楚人与今天苗族的先民均源于“三苗”和“荆蛮”,同属“南蛮”,有亲缘关系和诸多共性,但又是发展状况不一和互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支系和族群。还有,关于苗族历史大迁徙的具体路线和阶段,及其对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的考证阐述,对苗族社会历史发展五大特点的阐发,有关“生苗”、“熟苗”的概念及其形成历史的探讨,对于“五溪”地区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特点的研究分析,对湘黔边“苗疆”明清时代堡哨、边墙的实地具体勘察,深人分析论证“苗疆”“边墙”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以史实为根据及时指出所谓“南方长城”之说的讹误,等等,都具有开拓性和重要学术价值。

 作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伍新福在主攻中国苗族史的同时,注重发挥地方研究所的优势和特点,积极主持和参与了湖南地方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组织历史所20余名研究人员,编著三卷本《湖南通史》。历时近8年,200万字的《湖南通史》定稿,于1994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其中,伍新福为古代卷主编,并亲手撰写35万字的书稿。此书出版后深受省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欢迎,《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均发表评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1995年,荣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此外,伍新福还先后在中央和地方刊物发表《五溪蛮考释》、《长沙蛮初考》、《楚黔中郡与“巴黔中”》、《湖南居民和民族的历史变迁》、《史学家王先谦》等有关湖南历史研究的学术论文;200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近50万字的《湖南民族关系史》;由他参与主编和撰稿的《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湖南人物志》(古代)、《湖南通鉴》(古代)等,也先后出版。

 在湖南地方史的研究领域,伍新福也不乏开拓与创见。他开创性地为湖南古代的历史发展清理和构建了科学的体系,首次将湖南远古史划分为“先楚时代’,和“楚国时代’,;并提出和论证湖南地区和土著居民未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而是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越过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制社会;还有,对“武陵蛮”、“长沙蛮”的发展变迁,“长沙蛮”和“梅山蛮”的关系及宋王朝“开拓”“梅山”,湖南汉民族的形成和“湖南人”的历史演化等,也都有深层次探讨和精辟论述。学术界对于这些观点和研究成果多予以肯定和积极的评价。

 近几年,虽年事已高,伍新福仍不辞辛劳,参与《湖湘文库》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主持和参与《湖南通史》的增订,参与了《湖南经济通史》和《湖南区域文化概览》的撰写,修订了《湖南民族关系史》,整理和校点了宋代朱辅《溪蛮丛笑》、明代沈瓒《五溪蛮图志》、清代段汝霖《楚南苗志》、清初《红苗归流图》、《苗疆屯防实录》、民国初年陈心传《五溪苗民古今生活集》等古籍,校订了谢华《湘西土司辑略》和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均先后分别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

 数十年来,伍新福在自己从事研究著述、承担和完成各项课题的同时,还兼任多种社会职务和学术职务,热情地为民族工作和省内外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工作服务。从1982年开始,他先后受聘担任湖南省少数民族“五套丛书”和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省民族事务委员学术顾问,直接参与州、县《自治地方概况》的审稿修订,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古籍的审编工作。自1978年湖南省历史学会恢复和重组后,先是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理事长,协助理事长林增平教授主持和组织各项学术活动,林增平教授去世后,他接任理事长,主持学会的全面工作。1991年,由伍新福牵头,经积极组织、申报审批,正式成立了湖南省苗学学会,先后出任会长、名誉会长,引领我省苗学和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外,他还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伍新福在长期的学会工作中,为湖南省的史学研究和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为湖南省史学队伍和民族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二0一三年四月  

(摘自:伍新福 著《论评与考辨——史学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