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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说苗学研究的大方向

来源:三苗网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2/11/22 22:54:24

一.缘起


最近才有机会上网。想看看三苗网是什么样子。偶然看到一篇《当代中国苗学研究的五大失败》的文章,就多了几句嘴。网友回复说我们的研究与国际苗学研究的大方向南辕北辙。我才意识到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大方向的问题。很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醒。因为这令我想到这个问题确实非同小可,确实值得好好议论一下。因此觉得把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让网友们讨论讨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二.什么是“苗学”


或曰:“苗学”就是关于苗族的学问呀,这还用说?话虽没错,但问题恐怕也不是那样简单。因为起码不是随便一个族名之下加一学字都可以成为一种“学”的。而“苗学”之所以成为一“学”,应该还是有更深刻一点的理由。


中国除苗学之外,还有藏学、蒙古学、满学、维吾尔学等等。其所以为学的理由都显而易见。苗学之所以也为“学”,我想大概有三条:1。民族特点显明:2。有悠久的历史;3。有代表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的独特的风俗和文化。这些也许就是苗学研究的内容。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不必先砌好围墙再盖房子,而可以先把一幢幢房子盖完之后再考虑围墙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为了大家能免受不必要的约束而营造一种轻松活泼的环境,不必预先规定一个范围,而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条件自由选择。比如也可以选择苗族和汉族或者土家族、白族、泰族等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做为课题等。可以对一个方言或土语进行微观的研究,也可以对各方言进行宏观的综合性研究,不必强求一致。


至于苗学研究的目的或曰方向、大方向,也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外国人或苗族以外的学者出于什么目的,那就很难说,也许只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也许出于对苗族的同情等,我想都是无可厚非的。只要其研究不带种族的偏见也就可以。至于我本人,我多半只是为了认识“自我”,认识我们这个被称为苗族的群体,希望把它最真实的那一面介绍给那些对我们不了解甚至误解或反感乃至仇怨的人们。从而达到族群间的真正友好共处,共同进步。


具体而言,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个成员,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尚书》的第一篇,就有了苗族的记载,而且其大部分还是关于苗族的内容,那么苗族就不得不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留下巨大的脚印。然而这一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淹没在茫茫的历史之中,不幸我却偶然地发现了某些端倪。因此觉得身上似乎有了一种沉重的责任:要在有生之年把它们揭发出来,公诸于世。


有人说,现在人家都搞强子对撞的试验了,还掀这些腐朽的东西有什么用?我不这么看。我们的确必须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思想。但是我认为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好比种子,民族文化好比土壤。科学的种子必须在适合的土壤之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前有人主张把中华文化的土壤统统挖掉,一律换上西方先进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尝试已然让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再说西方也不见得一切都先进,否则怎么还会出现一次次的金融大危机?还会陷入伊拉克、阿富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再说中国人包括我们苗人在内,历史上的确也有不少重大的发明,对人类的文明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如果中华文化的土壤与先进的科学根本绝缘,那么这些贡献又从何而来呢?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首先长出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系统的科学思维,这是事实。但中华文化土壤中适合科学生长的基因其实是仍然存在的。有些方面甚至还优于西方。比如,《易经》上说“同归面殊途,一致而百虑”依我看就比美国亨廷顿那个文明冲突论高得多。因为它主张各种文明可以并行不悖,互取短长,最后达到一致的境界。辩证法不是主张“由简单到复杂”吗?可《易》的宗旨就是由复杂到简单,说“简易之为圣德”。复兴中华文化我体会不止是背背唐诗宋词,而应是激活这些处于休眠状态而可以与科学思维紧密结合的基因,使之不止可以接受先进的科学文明的的种子,而且还要结出既超越西方科学文明又超越中华传统文化的硕果来,从而再造全新的中华科学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要狂妄但也不可过分小瞧苗文化。它不是只有所谓封建“迷信”而已,更有先进的精华在。以上说的《易》八卦就与苗人有直接的关系。“太极”是苗语“盖上”和“开启”的意思,不是汉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并不排除别人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并不是说做不同的选择就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就如上文说的,不妨先各盖各的房子,盖成功了再砌墙。


三.研究方法


苗学属于社会科学,或叫历史科学。研究苗学当然要用科学的方法。从前胡适有一句话大约是:搞理工科学的要学会做实验,搞历史科学的要学会逻辑推理。然而我体会,一切科学推理都应从最简单的事实或最基本的假设开始。但是有的网友却说,历史就是一些随意堆砌起来的碎片。这令我不安。我不苟同这一说法。而且不希望有志于苗学研究的同仁染上这样的习惯。


确实有些人甚至是一些写了大部头专著的专家,动辄黄帝、尧舜,汉族五千年。而不问问事实的真象如何。众所周知,汉族只是到汉朝才有,这是明白不过的事实。再说尧舜。按照《史记》的排辈,鲧是舜的第六世伯祖父,到舜有天下时,至少也是140岁了,有可能让他去治水,不成功还把他杀了吗?尧和禹是同辈,则尧的女儿是舜的第四世姑奶奶,能给他当老婆吗?这些事实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提出来了。至于尧舜禅让,两千多年前,荀子已斥为“不知小大至不至之辨,不可与语大理者也”,已批得不待批,我们的一些人还当做史实津津乐道。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不是说尧舜不能说,而是说传说的东西要按传说来对待,别看见一句话就信以为真。


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是:文献记载与口碑传说、地下挖掘、语言证据相结合而已。科学离我们并不远。


四.突破口


以往我们在积累民俗资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方面我不想多说。只说一下应用这些资料来进行研究方面的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苗族的来源和历史。但是到哪里去找问题的突破口呢?苗族的历史没有连续的记载,单靠从故纸堆里耙梳解决不了历史和来源问题。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语言。因为风俗习惯、民族服装乃至舞蹈音乐等等都可以造假,只有语言不能。服装可以设计,有人来参观访问就表演表演。然而谁都不能设计出一种系统的民族语言来。一个其历史没有连续记载的民族如果其语言在得到有效记录以前就已消失的话,要追溯其历史和来源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匈奴,无论有人写了多厚的书,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话,长的是什么样,黄种人还是白种人?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只有从语言打开缺口。


但是这样就要用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由于多数网友对此可能生疏,而无论怎样我们又写了一部《苗语和汉语的历史比较》,所以向网友简单介绍一下也许不无益处。


有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才有真正的意义的语言科学。这种学问十九世纪初产生于欧洲。十八世纪,印度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大批传教士被派到印度传教。他们在学习印度的梵语中发现,这种语言和拉丁语、希腊语有许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于是纷纷写信把这种现象发回欧洲。但是多数欧洲学者都不相信,说:印度那些皮肤黝黑的下等民族的语言怎么能跟欧洲高等民族的语言相提并论呢?然而德国的一位律师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于是欧洲其他语言纷纷效法,印欧语系就这样产生了。由于印欧语比较的成功,一些人也想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亚洲语言的研究。首先是一个法国人拿越南语跟汉语比较。但失败了。于是有人就说亚洲语言缺少构形变化,历史比较方法也许不适用。


中国有两个人到欧洲留学,专门学习历史比较方法。一个是岑麒祥去了法国,一个是季羡林去了德国。虽然他们都精通多门外语,但却并不精通民族语言,最终未能取得突破。后来李方桂专门到泰国学了泰语,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设,但也没有提供强有力的证明。美国人白保罗对苗瑶语和壮侗语的系属提出了质疑。他说藏语虽然和汉语的差别更大,但属于汉藏系却无可怀疑,苗瑶语等虽然跟汉语差别很小,但可能只是类型学上的相似却不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其亲属关系更为可疑。因此另外提出一个澳太语系,把苗瑶语和马来语等归入他的这个新的语系之中。这就是网友所说的“国际语言学”通过历史比较方法判定苗语不属汉藏系的由来。事实上一个美国人根本不可能同时精通汉语、苗瑶语、藏语、马来语、壮侗语、印尼语等那么多语言,从而也就不可能对其进行任何的可信比较。所以他的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不过他的质疑是很有意义的,促使我们深思。


历史比较方法的要旨在于“在显而易见的的相同和相似的基础上”总能找到一些细节上的特别相符做为亲属关系的证据。苗语和汉语显而易见的相同和相似没有任何疑问,关键是特殊细节上的相符。我们在《苗语和汉语的历史比较》中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困难,也克服了是借词还是同源词的困扰。比如酒,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借自汉语的。其实不是。因为酒原来有两个名称,一称“暗”,一称为“酒”。“暗”是苦的意思,从酒对味觉的刺激得名。酒是臭的意思,从酒对嗅觉的刺激得名。但“暗”是苗语的苦,酒是苗语的臭,故肯定都来自苗语,不可能借自汉语。我们已经列举出超过一千多个的同源词,还成功对语法系统进行了比较,解释了汉语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汉语的由来。也证实了梁聚五先生苗族几大发明之说不误。比如法律的律,是苗语水管之意。水要在水管中流动才能不致泛滥,人要受法律的制约社会才能安定。钱和刀是苗语凿和斧的意思,是雷神惩处犯人的刑杀利器。用来做货币就是为了警告人们,商品交易中不得有欺妄的行为。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有人要我们只搞单纯的语言,而不要牵涉文化。我们不同意。因为文化是苗族的强项。没有文化因素的配合就不可能证明钱和刀来自苗语。白保罗没有举出也不可能举出任何一个词是怎么从马来语由于受到汉语的强大影响就变成苗语却又与汉语无关的。他怎么就算成功了呢?当然我不反对有人按白保罗的思路去研究。如果你能找到几个马来语词,并且能指出它们是怎样在汉语的强大作用下就变成苗语各种方言而又和汉语无关,那么你就在语言学上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奇迹了。像乳,是苗语好的意思,似乎三大方言都相同。很好,东部方言说“乳很”,西部也说“乳很”。那么这个乳是从马来语的什么词,汉语怎样影响它就变成乳了呢?比较研究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看相同和相似的材料是越来越多还是很快就已枯竭,而不是与某种理论是否相符。我们的情况正是前者。


诚然,我们只以东部方言做比较。这一方面因为我们只熟悉这种方言,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只要能打开一个缺口就好,不管子是哪个方言。欧洲的比较也是一个一个来的呀!先从内部比较还是先与外部比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更容易取得成功


最早用西方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的是瑞典人高本汉。他以宋代的韵书为根据,上推古音,下推今音,并一一构拟了音标。这样就对汉语的语音怎样从上古一路变化到现在,进行了清楚的描述。大家就在书上经常看到所谓上古音、中古音、今音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苗语等民族语言的词,如果和上古音相同,就说这是借自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相同就说是借自中古汉语,等等。总之没有民族语言的位置。上了书就是汉语。后来的研究者走的大致都是这个路子。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的论证就以文化方面的证据来补充。一位语言学博士看了我们的书,虽然很不服,但只挑出来一处技术方面的错误。即一个字母写错了。


更为重要的是,汉语的上述研究方法实际上是错误的。一方面从上古、中古都不可能有统一的汉语,方言的差别从来就有,上古更甚。另一方面,所谓上古汉语是包括了民族语言在内的。先秦时代就分所谓蛮夷、华夏。而汉族就是众多的蛮夷华夏融合而成的。如果都与后来的少数民族无关,那少数民族岂不要从天面降了!由于他们的基本假设脱离了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所以得出的结论就必然经受不起推敲。因此,著名语言学权威王力先生在其晚年不得不推翻他坚持数十年的结论。虽然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却应该对他那种敢于否定自己的伟大科学精神,致以深深的敬意。


四.文字


我们说文字是苗人发明至少是参与发明的。有的的网友不相信,说我们是在攀附汉语汉文。这也是误会。


当初我也和大家一样,并不敢有这样的遐想。后来发现有些形声字似乎跟苗语有关。如“滔”字。声符舀汉语读yǎo与滔不同。苗语舀水称“陶渥”。与滔的读音正同。于是心里之一动,写了一篇小文发表在《民族论坛》上,没有什么反响。我跟一位苗学专家谈起此事,他不懂苗语,所以有些反感,冷冷地说:“有能耐就把甲骨文一起研究呀!”我当时没说什么,但他的话促使我非看个究竟不可。于是就找来一些文献,系统地看了一下。结果发现,甲骨文中苗语的表现要比想像的多得多。我举两个小例子。星星的星甲骨文大体有三种写法。大家知道,一个圆圈中间打一点,是甲骨文的日字。一个五个这样的圆圈一起就是星。但这样的日、星看不出什么民族属性。五个圈圈中加一“生”字做声符,这就有了民族属性了。因为只有汉语满足星和生同音。但是如果中间加的是“目”字,那就不同了。因为只有苗语满足星和目同音。用同样的标准,后面这个字就属苗语专属字了。甲骨文中确实就有这个字。第二个是阜字。甲骨文是在一直划上加三个台阶。因为《说文解字》还是这样写,所以认定是阜字。但是什么意思?专家们说是山字旋转90°。但这个解释很牵强,而且汉语也没有把山称为阜这个语言事实。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字像一条带台阶的上山的路。苗语正好读若埠,也就是阜。这字用做偏傍即现在的左耳朵“阝”。但是,如果只有两个台阶就是追字去掉走之。这两字虽然不同,但做偏傍可以通用。如降字,左边也可以用只有两个台阶的。于是我们想到,这两个字做为上下的工具或通路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读埠一个读追。埠是上坡的路,追不就是梯子吗?它们供人上下的作用一样,但却是两样东西。而且三个台阶读埠正好又和苗语三同音,则台阶的数目三是用来表音的。所以这两个字必是苗语无疑。


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绝不是盲目的“攀附”,是有充分根据的。


五.民族来源


我们已经从文献记载、民族的自称和他称、地下挖掘、口碑传说还有甲骨文的苗语属性这么多方面证明苗族即是殷商的后代。应该说够充分的了。然而网友仍以失败归之,还带来掌声一片,我不懂,那么要怎样才能算成功呢?一定要证明我们是马来人才能算成功吗?成功与否应有客观的标准,不能说符合哪一个人的想法才能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