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刊
当前位置: 首页 > 苗学研究 > 论文选刊 > 正文
       

石启贵:湘西苗族文化的“代言人”

来源:李国太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8/10/19 16:07:27

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上,有一位来自湖南的代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不仅与组内外代表联合提出了“民族平等,教育开化边胞,发展苗区经济建设”等有关民族方面的意见,而且还作为全国十个少数民族代表之一、湖南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为争取数百万苗族同胞在政治上的权利做出诸多努力,他就是我国著名民族学家石启贵。与沈从文同处湘西的他,虽从事着和沈从文不同的事业,却同样用一支笔描述着湘西的人与事。不过与沈从文充满文学想象的笔触不同,他是用民族志的方法将古老的湘西和古老的苗族做了较为完整的“自表述”。

1896年12月出生在湘西的石启贵,从小便浸润在苗文化的土壤中,12岁时开始就读于汉族私塾,从此学习汉文,并逐渐精通汉语。后入湖南长沙兑泽中学,继而升入湖南群治法政大学。毕业后回湘西建设家乡,为争取苗族同胞的权利而奋斗,并一生致力于苗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有别于民国时期大量的学界“海归”,石启贵一生都未远离湘西那块生养他的土地和那群他挚爱一生的人民。与那个时代大量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一样,在“汉文化”与“苗文化”中来回穿梭的他,身上有着“文化混血”的踪影,“苗”标示着石启贵来自于血统的自我身份,而“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则为其附上了一种“以改善苗胞生活为己任”的使命。

上世纪30年代的湘西苗族又是怎样一种境况呢?民国以降,“苗”虽在名义上告别了被中原王朝剿杀的“蛮夷”时代,但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国纲之中,仍没有“苗”的位置,这也致使苗族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权利缺乏的直接结果就是:“地方遇有县行政之扩大会议时,执政长官,漠视苗民”,“没有特殊权利享受,往往不达苗人身上也”。在经济上,湘西苗族的境况又如何呢?“可怜可怜,边疆苗蛮。岩多于土,山多于田。夏种秋收,苦不堪言。时届腊冬,无米过年”,这也许是最好的诠释了。生活在西南山地数百万的苗胞们在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夹缝中,如石启贵所言,“是以20世纪的世界公民,过着十九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以前的日子。”似乎已被世人遗忘。

但随着“国族建构”的逐渐深入,这种局面被打破了。1933年5月初,中央研究院派遣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前往湘西考察。通晓本民族语言,“汉文知识也相当不错”,“又深悉苗乡情俗,精摄影技能”的石启贵作为助手第一次深入苗乡做系统的科学考察。3个月后,凌、芮等人结束考察离湘,而石启贵则被中央研究院委以“补充调查员”,这为他从事苗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创造了契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石启贵在凌纯声的具体指导和中央研究院的资助下,“不慕浮名不畏难”,于“湘黔边区,靡不周游”。那时的湘西社会正如沈从文所写的:“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石启贵考察路上的艰辛可见一斑。但即便如此,他仍就“各地土民,言语、风俗、民情、习惯,洞悉无遗。”终于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编写出《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初稿。

这部书就湘西“土俗事项,详举无余”,后人“欲知苗族之概况,欲知社会正确之写真,欲知以往变迁之历史,欲知改善之步骤,欲知舆地环境之大小,欲知言语装饰之不同,欲知沟通苗汉之情感”,均能在书中找到满意的答案。但作者有别于外来研究者的“客位”视角,而是以“主位”的身份,以从小生活在苗寨中所获取的文化观感,客观地呈现出湘西苗族的生活世界。对那些外界传为奇谈的风俗,作者也无任何猎奇的心态,而是条分缕析地揭露出真相。如为了查清是否确有下蛊药的事,石启贵深入村寨,细问苗妇数百人。在取得充分的证据后,他写道:“此传说之由来,乃仙姑及巫医创其说,愚弄民众,发展自身之业务,诈骗同类之金钱,藉资生活,以养儿女,饱入私囊,损人利己以为得意也。至说已有事实,系巫医等暗中所为,藉口掩饰,而一般愚妇,究不知此办法也。”

这种不偏不斜的笔触代表了石启贵著作的整体风格,也使其著作在70多年后的今日,仍有益于学界。但石启贵并非纯粹的书斋学者,他的研究既重文献梳理,也重田野考察,并始终将改善苗族的生存境遇作为其研究的归宿点。1940年4月,在《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完稿时他曾作诗道:“编书不是为邀功,原促改良进大同……惟望贤能持国政,早来开化去沟通。”在后来整理出版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他也表露出同样的心迹:“吾愿吾族同仁,欲谋自存自立,解除痛苦,务早团结起来,互助互携,发展经济文化,改善生活环境。”而至于具体的方法,则在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加强苗汉等族的团结。”纵观石启贵的一生,无论是其早期将现代文明的曙光传入苗乡,还是后来为苗族争取政治权利,都在不懈地为改善苗民的生活境遇而奋斗。

由于诸多原因,石启贵的著作并未及时面世,而是在档案馆的库房中沉寂多年,直到1986年才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之名整理出版。但这并不影响它“由本民族学者编著的第一部苗族志专著”的历史地位。全书分地理概貌、历史纪略、经济生产、生活习惯、婚姻家庭、政治司法、教育卫体、文化娱乐、诗赋文联、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苗疆建设12章,内容涉及苗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即便今日仍是苗学研究的必备书。石启贵的著作不限于此,2009年7月,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8卷共10册的《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是石启贵留给世人的又一巨著。

今日的苗族早已告别了被人歧视的时代,苗学研究也逐渐兴盛,石启贵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逐渐变为现实。如他地下有知,看到倾注其一生的事业之花含苞待放,也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