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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兵抗倭的正确解读

来源:本站 吴曦云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7/03/10 15:48:39

我们先来透视一下倭寇与土兵这两个概念。

倭寇一词,顾名思义是指日本海盗,但是,倭寇的构成却与我们的理解或想像截然不同。从数量上看,日本人在倭寇中只占少数,其大部分却是中国人。对此,《明史》记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真倭者,指日本九洲滨海之浪人、商人、渔夫、船夫,以及流氓无产者;假倭者,即中国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台湾等省的趋利忘义的不法分子。对于浙江、福建两省沿海地区之奸民从倭滋乱现象,明朝官员谢述向上报告说:“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从作祟的能量上看,倭寇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中国人。尽管日本九洲的权势人物为倭寇提供基地装备,充当倭寇的后台,可组织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烧杀劫掠的高层首领,全是中国人。倭寇的一号首领汪直、二号首领徐海,均系徽州(今安徽歙县)人。皖南“八山一草一分田”,生存条件差,要发展必须走出去找出路。汪直原系徽商,圈内人称其“老船主”。明王朝的禁海政策扼杀了中日供求关系的正常运动,于是海上走私应运而生。在武装走私过程中发现官军竟然如此软弱无力,汪直便占据五岛与日本歹人联手搞武装抢劫。三号首领陈东,四号首领叶麻,其蜕变过程跟汪直大同小异。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为后世留下了《倭寇图卷》。在他的笔下,倭寇是如此模样: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仅系兜裆布如相扑运动员,跣足,身负弓矢,手持长枪战刀。这种形象说明真倭比假倭野蛮,于是他们不怕死,有战术,刀快箭毒,一线玩命是他们的任务,刧掠时都是他们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中国人充当的假倭则老道狡猾,尤其是战地情况熟悉,于是担起了谋划指挥职责。真倭的特点是嗜货如命,他们只求发财,根本不在乎谁指挥谁的虚名。共同的求财目的,使这支庞大的中日混编海盗队伍,竟然运作得极有杀伤力。

历史事件总是披着种种面纱,我们通常以为所谓倭寇全是日本人,其实日本鬼子只占少数,多数竟然是中国鬼子。拔开迷雾见真容后,我们难免会诧异。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土兵应该是个甚么概念。

由于现代舆论的影响,一看到“土兵”二字,必定会有人认为那是指土家族兵,这种解读是否正确呢?要想澄清认识,我们得先来看看“土”字被古人赋予何种内涵。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522日,贵州巡抚赵廷臣的奏章到京。该奏章开头曰:“贵州古称鬼方,自大路城市外,四方皆为苗民”。接着对如何治理贵州苗疆发表意见。赵巡抚建议中央干预苗族自治首领的任用,要“预制土官”,及时清除“以前土官私相传接,支系不明,争夺由起,遂致酿成变乱”的弊端。最后,赵巡抚认为由朝廷来认定土官的任职是“黔省驭苗根本之策”。

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湖南学政潘宗洛向中央提出通过文化同化来加快治苗进程的建议。他在奏章中写道:“器苗之法,当先施于熟苗,熟苗渐驯,可化为土,而后生苗可化为熟”。潘宗洛所讲的“土”即介于苗汉之间的边缘民,他最后强调;“熟化为土民,生化为熟,可为楚南久安长治之策”。康熙皇帝认可了潘学政的建议,很赏识他的战略眼光,把他提拔为湖南巡抚,让他用软办法来解决苗民问题。

嘉庆元年(1976年)713日,负责平息乾嘉苗乱的官军统帅和琳,拟定了苗疆善后章程,其第三条为“苗疆百户寨长,应酌量更定以重责成也”,其宗旨是在人事上落实“以苗治苗”策略,内中有曰:“臣揣时度势,虽不便立土司名目,但此次降苗内节经随同官兵打仗出力,蒙恩赏给翎顶者颇不乏人,应于此等降苗内择其明白晓事,众所推服者,照各省土官之例,每一营分酌设一二人为土守备,之下酌设土千把外委等,俾令管束苗民”。显而易见,苗疆之土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皆为苗人充任。

道光三年(1823年)225日,道光皇帝对贵州巡抚嵩孚筹议苗疆情形的奏章作了御批,其中有曰,“苗弁、土弁名目,均有稽查约束之责,倘查无苗众悦服之人,遇缺应行充补者,著照例年裁汰之案,具奏办理。该土司、土弁等,于所管寨内果能化导有方,准其分别奖励;倘有抢窃命盗案件,随时记过责革,并将额设通事酌量裁减。再苗疆烟瘴各官,俸满甄别,例应核其实在政绩,分别保荐撤回”。由以上文字不难看出,土、苗弁是同一概念的两种称谓,对熟苗则称土弁,对生苗则称苗弁,他们都是苗疆的低级武官,其治理对象皆为苗众。

有文章说:“到了明代土家族经常被称为‘土蛮’(或土夷)、‘土人’、‘土民’,于是‘土’也就成了土家族的专称”。专称之说似乎只能算一家之言,因为上述四例说明,即使到了清代,“土”仍未成为土家族的专称;在明代,土、苗二称的内涵更是相同,时常被官员交替使用。

后面我们会讲到,有功的抗倭统帅张经被害后,土兵在江浙的作用与影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御史周如斗在向朝廷的报告中说:“近日直隶斩获,悉本地乡兵之功,其狼、苗二兵,自浙江衄败后,一无足用”。在古代文献中,通常是用“狼土兵”来表述广西、湘西的抗倭兵,可也不乏用“狼苗兵”的。

在朝廷征询御倭方略时,进士出身的都御史章焕进言道:“是时征倭仍收功于请将,不收功于土苗也。夫以苗攻倭,犹以毒攻毒”。章焕指出土苗兵系双刃剑,非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最好慎用。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春,闽粤倭乱又起,总兵俞大猷在向总督胡宗宪的请示中说:“大抵攻坚捣巢,必以狼苗各土兵为主”。俞总兵主张征调少数民族客兵抗倭。

进士出身的文渊阁大学士徐阶,在给御倭总督杨宜的信中说:“今年苗兵死于贼者不下一二千,两宣慰口虽不言,心实已怯”。此处的苗兵即通常讲的土兵,贼即倭寇,两宣慰指的是湘西保靖、永顺二土司。

对于有识之士而言,所有的概念都是很清楚的;那些偷换、混淆的小把戏,只能蒙一些不懂、也不想懂的人。

接下来我们看看土兵抗倭的历史背景。

《明通鉴》卷53记载,嘉靖六年(1527年)5月,朝廷起用前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兼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以平定田州(州治于今广西田阳县)蛮乱。上任伊始,王守仁即建议朝廷别急于在田州改土归流,他在奏章中说:“田州邻交趾(今越南),深山绝谷,悉猺(今瑶族)、獞(今壮族)盘居,必设土官,斯土藉其兵力以为屏蔽。若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自我当之,后必有悔”。王守仁的这段话说明,“土”在明代并不是土家族的专称。

中国的权威辞典《辞源》对“土官”是如何解释的呢?它说土官是:元王朝对湖广、川滇、贵州、甘肃等地区各少数民族委派该族人为文武官员。分文武两职: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及指挥使司等为武职,隶属兵部;知府、知州、知县等为文职,隶属吏部。统称土官,也叫土司,子孙世袭。明清两代,沿用此制。

《辞源》没有列出“土兵”条目,只有“土军”,它对土军的解释是:由本地人组成的军队。

嘉请六年6月,巡抚湖广的都御史黄衷向朝廷汇报,称:“卢苏等乃岑猛(田州叛兵首领,狼兵主力系其部属)余党,贼众不多,广西、南赣之兵自足剿除,永顺、保靖土兵素无纪律,所过骚扰,恐生他衅,请勿调遣”。因当时有要调永顺、保靖两土司麾下的兵赴广西平叛的呼声,而永顺土司约束的镇苗(今吉首市、花垣县)和保靖土司约束的竿苗(今凤凰县),系桀骜不驯的生苗,用其易生事端,于是黄衷建议不调湘西土兵入桂。鉴于土兵是双刃剑,而广西平叛又需援兵,调与不调都是利弊并存,难以拍版,于是兵部对黄御史的奏章作了两可的批复,曰:“宜令王守仁视贼缓急,以为进止”。皇上核准了兵部的批复,把定夺权交给王守仁。采取冷处理策略的平蛮大帅为不激发矛盾,拒绝调永顺、保靖二土司的兵丁入桂。

“素无纪律”的永保土兵为何后来又被调到征倭前线呢?那是因为腐败政权下的大明常备军太没用了,无奈之下,朝廷只得核准主帅调集客兵参予平倭的请求。

《明史》记载了一起53个倭寇竟然敢对留都南京发起改击的怪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6 7 日,这伙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陆,然后一路急行军,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攻掠了浙江、江苏、安徽三省的二十余个州县、八十余日骚扰数千里,打死杀伤四五千军民。死于倭寇刀箭下的文武官员有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猖獗以极的倭寇行至南京城下,仅凭53人竟然敢发起攻击,他们视明军的战斗力为零。当然,这伙倭寇最后还是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明军围歼。

明军的彻底不能战斗,并非缘于军制的弊端,而是出于吏治的腐败。朱元璋开国登基时大明的兵员高达180万,如此庞大的军队靠国家税赋来供养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因连年战争,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大量荒芜,为一石二鸟计,朱元璋创立了以军户为基础的卫所军事制度。政府将无主的土地分发给军户,他们的职责是永远向政府提供兵员。世袭的军户由卫所来管理,平时屯耕自给,战时出兵打仗。这卫所制度本是朱元璋的得意之作,但到了嘉靖年间却被破坏得一踏糊涂。明朝中叶因经济发展土地增值,军户的田产被官员侵占,军饷锐减,加之军户的社会地位低下,导致大量军户逃亡。嘉靖年间,担负东南海防的50个卫所,定员30万,可兵额5600人的一个卫有的却不满千余”。除了严重缺员,在职的官兵因承平日久,多年未见战火,军事素质也就差的出奇。不少将领不光不能驭马,就连各类旗帜都识别不清;士兵既不会打仗,也不肯打仗。

官军那德行正如时下所讲的穿皮靴者,倭寇呢?从前面所介绍的真倭形象可知,那是十足的穿草鞋者。为增强威慑力度,本是中国人的假倭也要装扮成那副模样,让中国军民望而生畏。日寇的此种遗风至少延续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因在侵华日军中有不少朝鲜人和台湾人,台湾人是懂华语的,他们穿着日本军装,中国人以为他们是日本鬼子,其实是中国人。“嗜货如命”的倭寇单兵能力很强,加上又有灵活多变的战术,穿皮靴的明军肯定奈他不何,怎么办?无奈之下明朝廷只得干本不想干的事,调穿草鞋的少数民族军来对付倭寇。

无论是苗族或土家族的史志资料,都会引以为荣地写上土兵抗倭,记下他们创建“江南第一功”的荣耀。江南抗倭首次大捷是个多层面、多色彩的复杂过程,参战的客军除了湘西土兵,还有广西狼兵。能让那次战役炳彪青史的关键人物是指挥官张经。

张经,福建候官县(今属福州市)人,正德年间进士,曾任兵部待郎、南京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职。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5月,张经受命“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讨倭寇。为遏制倭乱,朝廷授予他很大的权力,“临阵之际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挥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许以军法从事”。鉴于沿海各卫的虚弱,张经奏请朝廷调集各地的客军参战。参与抗倭的客军除了北方的各路小股特种兵,影响较大的就是湘西的土兵和广西的狼兵。

狼兵即俍兵,也就是土司统辖的少数民族兵。被张经征调的狼兵主力是广西田州土司岑猛麾下的兵丁,那时岑猛已逝,由年近六十的如夫人瓦氏率部参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4月,狼兵至浙江,张经令瓦氏所部归总兵俞大猷指挥。《明通鉴》卷六十一载:“总兵俞大猷遣将会瓦氏邀击贼于金山卫,颇有斩获”。金山卫拦截倭寇狼兵首战告捷后,监军的钦差大臣赵文华催促张经继续部署进剿。同时,赵又“厚犒狼兵,激之进剿。”狼兵推进至漕泾,与数百倭寇遭遇,交战受挫,头目钟富,黄维等14人阵亡。漕泾交锋倭寇扳回一局,“知狼兵不足畏,益纵掠沿海等处”。

在倭寇肆虐扬州、通泰、常熟、江阴一带,造成不少文武官弁被害的严竣情况下,不知军的赵文华不断催促张经进剿。张经认为广西狼兵“勇进而易溃”,打不得恶仗,要等湘西保靖、永顺两土司的兵到,方能展开对倭寇的攻击。无论从动机或效果上考察,张经的决策都是对的,但他既不按赵文华的意旨运作,又不向他行贿进贡,于是埋下惨遭枉杀的祸根。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5月,4千倭寇进犯嘉兴,时湘西土兵赶到,张经即令参将卢镗为前敌总指挥,部署狼、土兵由水陆两路向倭寇发起攻击。保靖宣慰使彭益臣所部在石塘湾接敌,将猖狂的倭寇击败。溃退的倭寇北进至平望,又遭总兵俞大猷和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的土兵伏击,再次惨败。处处挨打的倭寇奔回王江泾,遭到三路夹击。王江泾之战,永顺土兵担任正面进攻,保靖土兵在敌退路上截击,参将汤克宽率舟师(海军)作侧翼攻击。在冷兵器占主导地位的战场上,就看谁不怕死了,有湘西土兵挑大梁,勇进的狼兵也就不至于受挫即溃,狼土兵打得倭寇抱头鼠窜。张经的围歼计划成功,“贼遂大败,斩首一千九百余级”。于水火中侥幸逃脱的倭寇奔回据点拓林,被随后追击的狼土兵“纵火焚其巢”,余贼只得驾舟逃往日本。

杀贼一千九百余级的王江泾之战,是自抗倭以来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促成这次大捷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张经决策正确,他不听钦差的,坚持要等到湘西土兵到位后才开战,不打无胜算之仗,最后一战全胜。二是狼土兵的拼命厮杀,其中湘西土兵起了稳定战局的支撑作用。

将王江泾之战誉为“江南第一功”,主要是从抗倭以来首获大捷的特殊意义上考虑的,若从摆平倭寇角度看,首功当推胡宗宪。

胡宗宪,安徽绩溪县人,嘉靖进士。他身材魁伟,膂力过人,文武双全,尤其是豪放风流,虽是进士出身,却一副武将作派。从道德层面看,胡宗宪有钻营投机之嫌,他是依附赵文华才成了张经的继任者,可就平倭功绩而言,他居首功当之无愧。一说到抗倭英雄,人们总会想到戚继光,其实戚继光是胡帅提拔扶植起来的,没有胡宗宪就没有戚家军。胡宗宪接过抗倭帅旗后,便使用离间计、反间计、美人计、苦肉计,先稳住一号倭首汪直,取得将二号倭首徐海的首级,和3号陈东、4号叶麻,以及日本倭首辛五郎献俘京师,令龙颜大悦的丰硕战果。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胡宗宪诱捕了一号倭首汪直,把倭寇的高层首领全部消灭,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曾经翻江倒海的倭患基平扫平。

中国封建朝代从来就是个人治社会,主子决定奴才的命运。抗倭名帅胡宗宪尽管最终也殒于党争,可跟张经相比,他的境遇可算好上百倍。王江泾大捷后,张经的战斗总结尚未完成,逮他进京问罪的圣旨就已经下达了。那嘉靖皇帝因自小被父亲溺爱,于是性格乖僻,喜怒无常,爱胡乱杀人,是位好猜忌,果刑戮”的坏皇帝。他另一样祸国殃民的毛病,便是虽贵为天子却作了道教狂徒。皇上崇信道教走火入魔,让内阁首辅、超级奸相严嵩把持了朝政。而在创建“江南第一功”中起关键作用的张经,就冤死在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手里。

赵文华,浙江慈溪县人,嘉靖进士,后官至工部尚书。这家伙奸诈险恶,与干爸爸联手陷害了不少忠良之臣。严嵩集团倒台后他被罢黜为民。无论精神物质各方面的境遇均一落千丈。恶有恶报,在极度失落的状态下,奸臣赵文华于某夜腹破而死。

因皇上昏庸嗜杀,权奸当道弄权,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0月,抗倭的功臣张经被斩于西市,对于张经之死,时人称“天下冤之”。到了隆庆初年,嘉靖时代结束,张经才得到平反昭雪

英年早逝的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先生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历史是史家对那些事实的重建。此论断言简意赅,中肯准确。历史本身是客观的,可对它的记录,也就是重建过程难免会有主观性,由于中国历史来忌讳明暗面,那么所谓秉笔直书大多只停留在口头强调层面,负面的东西一般不被搬入正史中。

在堂而皇之的各类史志资料中,我们是看不到狼土兵的骚扰行径的,可他们于剿倭后又在东南沿海地区刧掠扰民,却是抹不去的事实。《明通鉴》载:“然狼土兵素服经威名,经去而狼土兵复为民害,东南事愈不可为矣”。

王江泾战役刚结束,主帅张经就被锁拿进京,让这个抗倭的战斗序列没了指挥部。广西的狼兵和湘西的土兵不是国家的常备部队,他们是带雇佣性质的另类部队。张经能把他们征调到东南沿海是有前提的,并非一纸命令就能让他们开拔到前线卖命。那前提肯定是利益,至少后勤补给是由张经负责解决。所谓当兵吃粮,先动粮后动兵,一但后勤补给断档,兵就很可能沦为匪,尤其是另类部队,兵匪的转换是非常快的。正史没有录入狼土兵祸害民间的具体情况,但关于抗倭的野史杂记之类的典籍却不乏此类记述。狼土兵杀人掳掠,强暴妇女,其危害不亚于倭寇。“东南事愈不可为”告诉我们甚么?它蕴藏了这样的历史信息:狼土兵为乱造成的动乱局面,比倭寇骚扰东南更难收拾。从空间上看尽管狼土兵为乱的负面影响烈于倭乱,可就时间而言,质如双刃剑的另类部队的祸害只是暂时的。胡宗宪就职视事的第一件事,肯定是安抚狼土兵,进而约束其行为。

狼土兵是在江南犯下罪衍,但责任应由昏君与奸相承担,如果他们不枉杀张经,就不会有狼土兵于抗倭后扰民的事实。纵观历史,少数民族军为中央平乱时,总是会有负面效应的。安史之乱时,唐皇室曾借回纥、吐蕃之兵来对付割据称雄的军阀,那些外军则乘机掠夺子女金帛,祸害中原百姓。湘西的土兵和广西的狼兵属化外之民,他们不受忠君思想的控制,与江浙百姓互为异类,当他们发觉被糊弄时,借就食干坏事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于历史的事实不可想当然,尽管我们可以对那些事实按需要重建,但编得太离谱也会无法存在。因为,对于重建还有一个检验尺度,那就是历史的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