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尔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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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传奇的岁月(小说连载十)

来源:本站 吴胜前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7/08/12 13:57:54

牛郎马路工地上的遗憾和苦痛

(一)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秋天,我们完成了秋收秋种,有一天,王志明队长去公社开了一天会,吃过夜饭,他召开群众大会。

 我们生产队,队长王志明还是叫我们这些地富反坏的子女参加社员大会。其他地方,这些黑五类的子女是不准参加社员大会的。即使是白天公社或者是大队召开群众大会,王志明也带着我们和社员一起去参加,大兴街上的那些子弟没有这样的待遇,一到开会,他们就会被叫去干活,从来不准参加社员大会。

 我们寨子,有四个,地、富、反、坏分子的子女,三男一女。

 培生叔是团防局长吴二哥的嫡系孙子,他父亲吴春富,是蚂蝗垅吴氏留下唯一的人。

 白岩龙志成团长被罗启江打垮后,势力还很大。吴二哥逃难时,被龙志成派人乱枪打死在塘家桥官道边的肖家店里。剩下的十几个人躲在亲戚家里,好多年不敢露面。听说龙志成垮了,便不听族人劝告,急急地回到蚂蝗垅重整家园。

 一天夜里,龙志成点齐还剩下的人马,去攻打刚刚回到蚂蝗垅的吴二哥兄弟和子孙。冲了几个回合,打不开寨门,龙志成担心有兵马来支援,集合人马准备收兵撤退。小队长杨光辉在队伍里说:“团长,里面的人着病了,没有力气,我爬上寨墙时,被杀了一梭标,扎不进,我们再搞一次冲锋,肯定能得手。”

 龙志成听了,点齐人马,又返回来,冲破了寨门,把里面的人全部杀死,只有培生叔的父亲吴春富爬到水门田的禾林里逃得性命。

 解放后,他被判刑劳改,后来死在铜仁第五监狱。培生叔和他母亲二人守着土改时留给他家的水碾房。

 过粮食关,他母亲饿死了,培生叔成了孤儿,政府把他送进松桃孤儿院。十五岁送回来。他没有亲人,大公吴启贵无儿无女,收留了他。培生叔比我大一岁,属牛,是团防局长吴二哥留下的一根独苗。

 还有一个叫吴德明,是满公吴启珍抱养的孙子,也是属虎,比我小两个月。

 另一个就是大公吴福全的女儿,叫吴牛妹,也是属虎,是我的远房大孃。

 她高高的个子、身材苗条,瘦长的瓜子脸,文文静静,拖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上边系着鲜红的头绳,很招人喜欢。

 大公启贵见多识广。在我们家族逃难奔波时,就是他和满公吴春华跟着勾良的老爷吴玉山跑到常德汉口,见过世面,很会摆龙门阵,还会唱好多苗族山歌,每当寨子里的年青人和外地男女对歌的时候,人们都要请他来坐老君,提示那些唱歌的青年男女。

 每到夜晚,我们几个年青人就爱到大公吴启贵家学唱苗歌,听他摆走南闯北的见识。

他告诉我们,在洞庭湖边的常德,到处是鱼,而且很大,一条鱼有几千斤,甚至上万。 我们不信,和他争辩,抵他的黄。他就用烟杆轻轻地敲着我们的脑袋骂道:“鬼崽崽,你还不相信,鱼大无秤称,你晓得吗?”

 他从烟荷包里捏出一撮烟丝,用拇指按进烟锅里,对着煤油灯吸,:“告诉你们,常德那边有一坐鱼骨庙,屋柱子,坊子,檩子全部都是用鱼骨头做的。”

 我们申了申舌头,不知真假,也不再抵他的黄了。他看我们不说话,又告诉我们:“那里的萝卜也很大个,我和你满公买了一边,就有三十多斤重。”

 他只要打开跑常德汉口的话厘子就会滔滔不绝。他还告诉我们有一种枪,叫“搜山炮”子弹打出去,满山乱钻,一直要找到目标才爆炸。他还爱给我们摆鬼故事,十分惊险,我们害怕,又喜欢听。

 王志明队长开完了会,最后宣布一件事情,“我们这里要修湘黔铁路,从怀化过玉屏一直通到贵阳。今年马上动工。一个队要抽四个劳动力去参加修铁路。”

 听说要抽人出去修铁路,我不等他说完,就想举手报名,可听了他后边补充的话,就像当头挨了一闷拳。

 “参加修铁路的,要挑选出生好,表现好的贫下中农青年,地、富、反、坏的子女是不能参加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生产队的吴胜和、吴胜中、龙文生、吴桂花四个人打着背包,光荣地参加了修湘黔铁路的队伍。

 不久,大兴飞机场又复工了,队里又派了三个青年人参加修建飞机场,我只有望洋兴叹,埋怨自己命不好,摊上了这个四类分子的爹。

 大兴飞机场,始建于一九五八年,地址选在湘黔交界的大兴到柳木坉这一片山坡地带。全铜仁地区抽调了几千民工,修了近两个月铲平了十几个山头,将要形成跑道规模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冬月里的一个早晨,民工们收工回营房吃早饭。那时的民工,营房修在野外,是用两排长木条搭成的“八”字形工棚,用山上的黄茅草扎成茅苫从屋脚到屋顶覆盖。为了防止被大风吹翻,全部用竹篾条紧紧地绑着。

 工棚搭得很长,只有两头各留一个出口,几百人住在里面,只能从前后两个门进出。

 松桃县是一个营,五百多人住在一个工棚里。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民工从伙房端了饭回来,在工棚里烧火取暖。不小心,火烧到了工棚的茅草。一时,浓烟滚滚,弥漫了整个工棚,呼呼的大风,吹得火苗腾起好几丈高的火舌。

 “着火了”人们大声呼唤,几百个人在火苗和浓烟中乱窜,都想夺路逃生,相互碰撞、踩踏,一倒一大片。

 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熊熊的烈火贴着地面吞噬这被浓烟熏倒在工棚内的数百民工。里面的人们挤压着,重叠地倒成一堆,任凭烈火燃烧,倒在上面的人全部烧成木炭一般,焦糊的油汁四处流淌,人油的腥臭随风飘散,十几里都能闻到。

 被压在下边的虽然没有被火烧着,可也全部被压死,憋死。松桃全县的五百多民工,除了靠着两个大门的十几人逃生之外,其余的全被烧死。

 飞机场经历了这一劫难,只好被迫停工了。一九六八年,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列入“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重新开工。不到一年,又因“三红派”反夺权,向“八五派”开战而再度停工。一九六九年冬天,大兴飞机场经历磨难,第三次复工了。

 修建湘黔铁路和修建大兴飞机场的人员都走了,队上除了我们几个地、富、反、坏子女,就没有几个年青人了。不久,潘满凤又被抽进公社贫宣队,进驻大兴供销社,年青人更少了。我们只有跟着上了年纪的男女社员,日出而作,月落而息。

 晚上也不再到大公启贵家去听他摆龙门阵,学唱山歌了,只是守着昏黄的煤油灯,翻着看了好多遍的小说。

 那时《红岩》,《红日》,《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被列入了“黄色书籍”,不能公开地阅读。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我怕被人操家,发现收藏“黄色书籍”,就把这些书包成几大包,捆在稻草堆里收藏。还把从学校回农村这几年写的日记烧毁了。

 后来,我从稻草堆里翻出来,好多书全被老鼠咬烂,成了一堆纸渣,我心疼了好久,现在想起,还是很可惜。

 一天,民兵连长吴金城告诉我:“胜前,我们队上又要抽一个人去补修河界营公路,你愿去吗?”

 我吃惊地打量了他一会,看是不是在开我的玩笑。看见他很认真,不像是在调戏我,才问他:“我... ...我们也可以去?”

 “可以,我特地到公社问了,你们“子弟”也可以参加。”

 吴金城,比我大五岁,是小房的吴氏,按辈份我该叫他大叔,听了他的话,我马上回答“愿去。”

 全公社二十几个人,由原来的社长龙土先带队。我们住在白岩大队杨家寨一家农户家里,龙土先知道我是初中毕业生,有文化,就安排我管生活,搞采购。

 由于只有一二十个人,管伙食,搞采购的人还要兼炊事员。房东有五口人,两个姑娘一个儿子。大姑娘叫海莲,十六岁,身材高挑,很壮实,眼睛大而明亮,头戴青丝帕。父母亲出工去了是她和我在家中煮饭。

 那里没有自来水,要到将军山半坡上的水井去挑。我们不住在她家的时候,都是海莲自己去挑。现在,她家的用水我一个人全包了。天一亮,我就挑起水桶去挑水,她家的水缸很大要四五挑水才满。

 海莲见我很勤快,把她最费力的活干了,心里很感激,家里的手上活路,她都抢着帮我做,我挑水的时候,她就早早地把锅灶洗刷干净,如果洗好了我还没有把水挑满,便会帮我选菜,然后提着篮子和我一起到水井边去洗。

 我们农村,凡是看见哪家有长得好的女子,不等成人,媒婆就会上门,花言巧语的游说,好多未成年的男女便定了“娃娃亲”。

 海莲在十二岁时,就经媒人介绍,许配给离她家四五里路的白岩坉龙家,男方叫妹喜。

 “女大十八变”,十五六岁的海莲,长得更加漂亮,个子也高大,和她同龄的姑娘个个不如她。而男方妹喜,像嚼了岩头子似的,长得很矮小,脾气阴沉,不大爱说话,更不会唱苗歌情歌,虽然经常到海莲家,可不敢和他单独说话,见了她,脸还会发红。渐渐地,海莲生出好多不满意来。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在干活时相互照顾,感情越来越好。

 她母亲不知是有意撮合还是想我帮他家干活,我空闲下来时,就叫我和海莲上山去背别人砍树时丢下的木渣子,我们两个去深山里,听阳雀啼叫,画眉唱歌,看山羊奔跑,野鸡抱蛋,采着山上的野花,我也唱着撩拨海莲的情歌:

              “天上星子排对排,

                地下灯盏配灯台。

                红漆板凳配桌子,

                官家小姐配秀才。

 她也很会唱情歌:

             “豌豆开花一片白,

               阿哥会唱我晓得。

               会讲坐在花树上,

               能把蜜蜂逗下来。

 我们笑着,闹着,挑着人们劈下来的废弃木块,一点也不觉得累。

 有一天早晨。我刚从海莲家的吊脚木楼上起床,漱洗完毕,海莲的父亲对我说:“黛勾(老弟)你和海莲去碾一盘米回来吧,今天早上你们的饭叫你阿姆帮煮。”

 我很乐意,他就从土砖砌成的仓里给我撮了一挑谷子,帮海莲撮了一背篓。我挑着百多斤重的谷子,和海莲一起,到离寨子两三里远山谷的小河边去碾米。

 水碾房,都是修建在低矮的峡谷里的河边。杨家寨的东头,有一条从将军山发源流下的小溪顺着山沟,流进了烂桥峡谷。人们在落差较大的地方,用岩石修筑一道坝子,拦住溪水,把水蓄在修成的堰塘里,再在堰塘的下边修一座水车,带动石滚子的碾房。周围四邻八寨便把谷子挑过来,碾成大米。

 去水碾房的路都是依山傍水,很难行走,它沿着弯弯曲曲的溪水蜿蜒盘旋。在山林间拐来拐去。

 我和海莲把谷子挑进碾房,守碾房的人叫我们把谷子倒进石槽中,出去打开水门板,帮我们碾米。

 大约等了两三个小时,米碾好了,我们在那里用风车把米和糠车开。我挑着白米,海莲背着米糠,又从水碾房的峡谷里回家。

 到水碾房,去的时候都是下坡,因为碾坊都是修在低矮的地方,回来时就是上坡了,路不好走,因此特别费劲。

 去碾米,一般都是男子汉干的活,挑着一挑谷子独自来回。

 如果见到一男一女,便是夫妻两人。男人挑着谷子,扁担上下闪动,大步地走在前边,妻子则背着背篼跟在后边。

 我和海连也像夫妻一样,双双在弯弯曲曲的林间小道穿行。

 “拉勾胜前(‘拉勾’是小兄弟的意思。)我们歇一会吧,我好累哟。”海莲在后边要求。

 我们苗家还没有成家的青年男女,见面时都称对方“拉勾。”表示你还很年青。

我把箩筐放在地上,忙走到海莲背后把她的背篼接下来。

 海莲从怀里掏出一块花手帕递给我:“快擦擦汗水吧!”我接她递过来的花手帕,飘着一阵淡淡的青春香气。

 我这个十八九岁的年青人,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不在话下,可是从水碾房回来全是上坡,道路又崎岖难走,也还搞得大汗淋漓。

 我用海莲那块透着香气的花手帕轻轻地擦了一下,退还给她说:“你也擦擦吧!”

 这时,她美丽的脸更加红润,如一枝带雨的梨花。她坐在我身边的岩石上,水汪汪的眼睛深情地注视我好久,然后略显羞涩地对我说:

 “我跟你回去,做你的妻子,好吗?”

 此刻,我看着这水灵灵,含苞欲放的少女也有些心猿意马了,可突然听到她这样直率地向我表白,还是大吃一惊。

 说老实话,和海莲相处了一个多月,我的心里早已爱上了这个纯朴,美丽的小姑娘了。

 多少次和她双双穿越林间,手拉手地看山里的野鸡双双飞翔,蝴蝶双双跳舞......双双拉着手黑夜里一起去大兴飞机场看电影。她温柔依偎着我的肩头,轻柔温馨地对我唱着深情的歌......

 我们苗家人,有多少对有情人打破小时候订好的婚约。

 他(她)们也像海莲姑娘一样,很小的时候就被媒人和父母订好了亲,收了男方送来的几套衣服,一套银项圈和手镯子的彩礼。男方选了吉日,由媒人带着,一路上鸣放炮竹,直到女方家中。脆响的炮竹无疑是向世人宣布,这家的姑娘已经归属于她了。

 可是,这一对对向世人宣告过婚约的青年男女,长大后又要经过苗家人那一套双方自愿考察的程序,进行自由恋爱的过程。虽然可以省去赶边边场初识相会的情节,但相互了解,逐步深入的过程是不可少的,长大了,逢时过节,男方要到女方家去朝拜。过年时间要拜年,过端午时要拜端午。在这拜年拜节的时候,就是相互了解的机会,男女双方都会以各种方式考察对方,看对方是否灵活聪明,接人待物的礼性是否能懂。双方性格是否相合。

 当然,从小订过婚约的多数都会相互看中,也有不少因为各种原因而分散。各自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属。

 他(她)们各自找到意中人后,履行着我们苗家人自由恋爱的程序,从相见相逢唱起,到互相倾慕,女方答应相交,答应再次相见进一步了解,就给了男方下次约会的日期和地点。唱过了结交相好的歌,就唱相思想念,最后才唱成对成双,建立家庭的歌。双方经过多少次地山盟海誓,女方才给男方一个私奔的日子。

 约定的吉日到了,男方邀几个伙伴,早早地到约定的地方等待,女方也邀几个相好的闺蜜,把属于自己的私方首饰,换洗衣服打成包袱,趁着黎明和自己的相好回家,创造他们美好的生活。

 被毁婚一方也很知趣,他们不挑非惹事,只是去找原来说合的媒人好说好散。

 当然,也有女方的娘家看不上自己女儿找的婆家。于是,女方父母就会告诉房族,邀集老人兄弟,兴师动众,气势汹汹地打上男方的家,强行把女儿抢回去。

 我出身于“地、富、反、坏”家庭,“四类分子”子弟,海莲家是正宗的贫下中农,父亲杨老保是杨家寨生产队的队长,万一她父母不同意,就会演出一场娘家抢女回家的悲剧。

 我堂弟吴胜文家的表哥,家住银岩乡的尖山生产队,地主崽子,他靠会唱一手闻名遐尔的苗歌,把龙塘河的翠妹哄回了家。可人家娘家是贫下中农,不同意这门婚事。当胜文家表哥刚把翠妹引回家中,他父母欢喜的路都走不稳时,翠妹母亲就带了她二哥和房下的兄弟,还聚集龙塘河的十几个后生,手持木棒,气势汹汹地追到尖山,看见他表哥正为翠妹的光临而忙着布置新房,翠妹正坐在新房的木椅上梳妆打扮。她母亲冲进新房,一把拖起来,两个哥哥一前一后,连拉带扯,把翠妹拖出大门。

 翠妹母亲站在新房大门口,泼妇一般拍着双手大声咒骂:“你这个不争气的砍脑壳妹崽,嫁到这种家庭来,不仅你要受一辈子的罪,还要牵连到我们龙家世世代代抬不起头来......”

 她越骂越伤心,像只发怒的母狼,用手恶狠狠地指着胜文表哥的鼻子尖,唾沫横飞地骂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背时崽崽,自己受罪还不够,还要拖我家翠妹来陪你受罪,告诉你死了着颗心吧,瘌蛤蟆莫想吃天鹅肉了!我就是把翠妹打死摔到玛江河喂鱼,也不许他嫁到你这种家庭!”

 本来是一场喜事,却被翠妹妈搅黄了,害得胜文表哥家人财两空。

 想到这些,我不寒而栗,看着海莲真诚的目光,我只好痛苦而又婉转的对她说:“你已经许配人家,火炉烧粑各有主了......”说完,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海莲不再说什么,也低着头轻声说:“你难道不晓得我的心事吗?”

 海莲也很爱我。有一天下午,它的未婚夫妹喜来她家,要邀她一起到大兴街上看电影。

 海莲看见他来了,就躲在吊脚楼上的房间不肯出来。吃了夜饭,她邀我和她到村子边的苕坑去取红苕。

 走到村边,她自己跳下了红苕坑里不肯出来,我只得站在上边等着。妹喜等了好久,也走到村边,见我一个人站在苕坑边上,知趣地走了。

 海莲听我告诉说妹喜走了,才叫我把她拉上来,回到家中,洗手洗脚,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拉着我也赶到大兴街上看电影去了。

 她见我痛苦的低着头,很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只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叫我帮她把背篼扶上肩,我也挑着大米,回家了。

 冬天,他父母看好了日子,要送海莲出嫁。这时,湘黔铁路的工地缺少劳动力了,又要从生产队再抽民工,海莲瞒着她的父母,到公社报名去凯里修铁路,躲过了这场她不情愿的婚姻。

 不久,我们也离开了海莲家,转移到河界营修马路去了。

(二)

 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们队上符合条件的青年都回去报名参军,只有我们几个“子弟”和年纪大的劳动力还在工地上修马路。寨子里十多个青年经过大兴卫生院的初步体检,淘汰下来,只剩下吴胜昌和聂胜木两人了。

 吴胜昌,虽然也是我们菖蒲唐吴氏的一支,但已理不清归那一房了。父亲吴树生,从小死了娘,父亲耳朵很聋,家里穷,就帮财主家干点杂活混口饭吃,养不活吴树生,因此,他从小就和我满公吴春华家一起生活。寨子被罗启江打垮后,龙志成的人到处追杀菖蒲唐吴姓的人。吴树生的父亲躲进了对门的一个山洞里。他要吸草烟,就点燃了一支用柏枝树皮和杉木树皮晒干捆成的火把,我们这里称为“火烟包”。那种火烟包的柏树皮燃烧起来时很香好几里外都能闻到,搜山的人闻到这股香气把他抓出来杀死了。

 满公吴春华一家也四散逃难,顾不上吴树生,吴树生成了孤儿,只得逃到湖南哑子坡的一个亲戚家帮他放牛度日。

 白岩的龙团长垮了后,满公从汉口返回菖蒲唐,重新修了房屋,安定下来,又到哑子坡把吴树生接回他家。长大后,满公又娶进龙塘河姓麻的财主家女儿给吴树生为妻。

那时,满公吴春华是铜仁,松桃,凤凰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在湘西一带很有名气,听说龙塘河麻家和菖蒲唐吴家开了亲,都觉得很风光。

 满公也不逊色,结亲那天,他派了二十个年青人,一色地背着连枪,抬着花轿,从龙塘河一路放着炮竹,把新娘抬回菖蒲唐。沿途寨子的人们听到炮竹响,都争着出来看菖蒲塘吴春华接媳妇的阵势。吴树生成了家,还是和满公住在一起,解放土改时,才分家单独生活。

 吴胜昌和聂胜木经过县医院体检,身体合格,只剩下政审一关了。

 当大队讨论到吴胜昌的政治条件时,马路塘的吴老三副大队长发言说:“那不行,他父亲吴树生是地主吴春华侄子。”

 大队副支书龙海清反对说:“你们不晓得,吴树生是帮地主吴春华当长年,不是他侄儿。”

 “那他还帮吴树生娶老婆,听说很风光,惊动了湘黔边境?”吴老三反驳。

 龙海清抬起头说:“那是外头传说的,哪里有这回事,我们是一个寨子,难道没有你清楚?”

 吴老三不再说什么。吴胜昌的政审通过了。他入伍后,先是分到贵州的晴隆县。在部队上,吴胜昌表现很好,不怕吃苦,又是高小毕业生,能说会道。部队很重视他,准备把他当作第一批提干的苗子。

 一九六九年,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末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要收拾全国这混乱的残局,提出了“跑步大联合”的指示。不管两派原来分歧多大,矛盾多么尖锐,都必须联合起来。为了搞好大联合,还从军队中派出支左工作队,帮助完成“跑步大联合”的工作。

 吴胜昌从部队抽出,参加晴隆县的支左工作队,指导晴隆县的革命大联合。

在晴隆县两大派革命大联合的誓师大会上,吴胜昌代表部队工作队发言,部队团级首长都坐在主席台上。

 让吴胜昌差点后悔一辈子的是,他在发言的过程中,把摆在发言席上做样子的一杯茶水喝了,引起了团首长的反感,觉得这个兵摆架子,不可重用,把第一批提干的机会失掉了。

 聂胜木服完了三年义务兵,复员回了生产队,吴胜昌还留在部队里,后来他们换防到陕西省韩城县。

 他们属“建”字部队,负责各地重大建筑工程的施工,他吸取了教训,在部队埋头苦干。一次施工中,从十多层楼房的架子上掉下来,砸破防护网摔断了腿,荣立“三等工”才被提干,当上了排长。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上台搞整顿提出“裁军”的决定。

 他们部队是“建”字部队,在裁军之列。将要裁军前,部队的官兵等待分配归属时,管理松懈。战士发生矛盾,东北籍的兵和湖南籍的兵打架,最后发展为北方兵和南方兵打架。规模很大,牵涉到全军。这件事惊动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立即组织工作队,深入连队调查处理。

 当工作队来到吴胜昌他们连部时,找不到连长和指导员,只有吴胜昌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翻看报纸。

 “你是什么人?”工作队长问。

 “报告首长,我是三排排长。”吴胜昌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工作队长看着衣着整齐,精神奕奕的三排长,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在连部干什么?”队长又严肃地问他。

 “报告首长,我天天在这里看守连部!”吴胜昌认真地回答。

 队长满意地看了吴胜昌一眼,不说什么,走了。

 一个星期后,全团召开军人大会,总结了这起恶性事件。处理了一些牵连这次事件的干部和战士,同时也表彰了不参与打架,坚守岗位和官兵。

 吴胜昌在这次事件中,又立了“三等功”同时在将要裁掉的部队中又升了一级,成了连队副指导员。

 他回来之后对我们说:“运气来了,什么也挡不住,老子这个三等功和后来的一级是捡到的。”

 我看了部队发给他的奖状,上面赫然写道:

 “吴胜昌同志,在部队危难之时,尽职尽责,坚守岗位,荣立三等功一次,以资鼓励。”

 真是对他在部队辛辛苦苦十几年的最后报酬。

 要转业了,吴胜昌已经二十大几岁,我已结婚,有一儿一女,他也该找老婆成家立业了。

 经人介绍,他相中了湖南井水湾一个叫柒风的姑娘。结果闹了一场笑话。

 相亲那天,吴胜昌一身戎装,穿着笔挺的军服,配着鲜红的领章,军帽上红星闪闪。而柒风则穿绣着花边的衣服,戴着丝帕,丝帕上插着银花头饰,颈上套着大小两把项圈,他们约定第二天阿拉营见面。

 第二天赶阿拉,吴胜昌换了便装,龙柒风也不穿绣花的苗服,头上扎了辫子。

 两个人走到街上,女方专门盯着穿军装的男人看,男方则专门找穿绣花衣服,头戴丝帕银饰的姑娘瞧,双方在街上转了大半天,一个找不到一个,正在垂头丧气,心灰意冷时,做媒的吴大孃才拉着扎起辫子的龙柒风找到了吴胜昌,当他们坐在阿拉营饭店面对面时,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

 后来,他们两个结了婚,吴胜昌也转业到松桃县牛郎税务务所当所长。

(三)

 吴胜昌他们当兵走了后,我们仍然在河界营修马路。全区各个生产队所有的劳动力,全部投入修从河界营到牛郎的这一段公路。

 施工时,炸药缺少,影响了进度。一些技术员经过研究,发明了用硝酸铵可以代替炸药。就是在打好的炮眼里面,安上雷管,在雷管上放少许炸药,然后再填硝酸铵。炸药被雷管引爆后,硝酸铵也一起爆炸,效果也很好。硝酸铵代替炸药经过了多次试验,在爆破施工中进行了推广。

 我在河界营还是当会计,管伙食,搞采购。不过食堂人员增加了,队长还派了吴春前,龙老华,吴树发当炊事员,龙海堂专门负责砍柴。

 有天早晨,云层压得很低,风呼呼地贴着地面刮来,干冷干冷的浸入骨髓。

 民工们出工到工地去了,我洗好脸,到水井去挑水。

 河界营的那个水井,从半岩壁上流出来,人们在水流出来的地方架一根竹筒,水便从竹筒流出,挑水时把水桶放在竹筒下,水自然流进桶里。

 我来到那里,把桶放在竹筒下边接水。突然“噗”地一声响,一条蛇从竹筒中钻出,掉进我的桶里,有胳膊般粗,盘成一团,把一只水桶挤得满满的。

 我大吃一惊,这么寒冷的冬天,居然还有蛇出来,而且是掉进我的水桶里,心头十分奇怪。

 我硬着头皮,提着那条蛇,连水带蛇“哗”地一下倒在下边河坝边。

 蛇一倒出水桶,立刻礓作一团,冻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动弹不得。吓得来水井挑水洗菜的人一片惊呼,大家相传着来看这条冬天出来的蛇,他们纷纷说这是怪,是要出大事的预兆。

 我捡起鹅卵石把这条作怪的蛇砸死,“见蛇不打三分罪”啊。

 天越发地阴沉了,不久便飘起了雪花,人们都阴沉着脸,惴惴不安,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吃过早饭,雪不下了,风还是在尖厉地呼啸着。

 民工们去工地了,我和几个炊事员收拾好了锅灶,坐在火坑边休息,副支书龙海清回来找工具冷得真搓双手,我们叫他烤一会火再去。

 不多久,放午炮的时间到了,从工地上传来了阵阵炮声。群炮响了过后,不久又听到一声比刚才还沉闷的巨响,地皮都震动起来,我们住的那家房子瓦片也掉下好多块。

 大公喜前感慨地惊呼:“崽唉!这种硝酸铵放的岩炮效率好大啊!”

 话刚说完,就听到从河对岸传来阵阵急促而凄厉地呼喊。听不清楚呼叫什么,我们跑出外边。才听清楚:

 “工地上出事了,修马路的人上当了!”

 肯定是误炮,难怪刚才有一炮停了好久才响,我急忙从家里向工地跑去。

 马路工地是在银岩河那边,河上要架一座大的公路桥,正在施工,不能行走,只得从下面临时架起的浮桥上过。我跑过河,就看见塘头生产队的段于洋双手捂着脸跑回来,鲜血从指缝中渗出,淌在地上。

 “怎样了?要帮忙吗?”我急忙向段于洋打招呼。

 “上当了,不要紧不要紧,我自己到卫生院去。”他边和我说话,边急急地往银岩公社卫生院跑去。

 我赶到事故现场,所有的人都僵硬在那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瞪着眼睛,不知怎么办。

 岩炮把平地轰开一个大坑,被炸翻的土石四面翻飞,还冒着烟雾,充满着硝酸铵的气味。炮口的四边,分别躺着四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东边是个土坎,有一丈多高,上面是修马路时砍开的尖利木桩。一个叫喜巴的流留人被岩炮弹飞,肚子被炸开,肠子挂在那些木桩上。

 西边是一条深沟,放炮时的碎石铺在沟里,塘头的段孝培被重重地摔了下去,满脸是血。崭新的蓝布毛领大衣被撕得粉碎,雪白的棉花散落在山沟里。

 北边被掀翻的也是塘头人,叫黄胜进,头部全被炸飞,只有下巴骨和一排牙齿呲咧着,以上的部分什么也没有,后脑的头皮和着头发血淋淋地摊在石堆上。

 南边躺着的是流留寨人杨冒满,他才十七岁,一张孩子脸被血和土糊盖着,从眼睛、鼻孔、嘴巴和耳朵里往外涌着鲜血。

 大队贫协主席段堂政年纪最大,五十多岁了,也被岩炮震倒在那里,七窍出血,但还没有断气,费力地喘着,往外吐着血沫。

 副支书龙海清和贫协主席段堂政是我们大兴大队工地的负责人,段堂政已倒在地下,不省人事,只有龙海清指挥处理后事。

 他首先叫人把轻伤的社员背到公社卫生院包扎伤口,接着叫塘头生产队的段于召、段福全两个高大的青年把段堂政背回去作简单的处理,因为他伤势严重,必须要去铜仁医院治疗。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只有用人工抬。

 龙海清和塘头生产队的队长向老重点了十六个身体好的年轻人,赶快捆扎担架,两个一换,跑步把段堂政往铜仁医院送。

 这十六个青年,纷纷把棉衣脱下,抬着老贫协主席,马不停蹄地往铜仁飞奔。

 河界营离铜仁有六十里远,用人工抬去,最快也得五六个小时啊,这群年轻人挥汗如雨,个个湿透了衣服,可还是挽救不了老贫协主席的性命。他们跑到离铜仁还有二十多里远的川硐,段堂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停止了呼吸。

 发生了这场重大事故,民工自动解散回家,延绵几十里的马路工地停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