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尔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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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传奇的岁月(小说连载九)

来源:本站 吴胜前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7/07/30 17:17:06

                         新兴三红派的反夺权斗争

                                (一)

 过了年,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学生又回到了学校。

 国家安排全国学生春季大串联的计划取消了。冬天出去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也全部返回了自己所在的学校。

 贵州省“六六级”的招生行为被废除。

 被录取到各类学校的学生退回到原来毕业的学校。

 盘信中学几百名学生又回到了学校,成天无事可做,只是造反,闹革命。红卫兵司令部天天组织学生批判石继爵执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行已经再没有原来那样令人发指了。同学们纷纷回到学校,一个班组织成无数个造反团,战斗。,司令部已经很难指挥全校的红卫兵统一行动了。

 哪个战斗队如果看中了哪个老师的寝室,便在墙上贴一张大字报,勒令他马上滚蛋,他们就搬进去住。如果被勒令滚蛋的老师有家属无处安身,你只得去请示发出勒令的组织,服从他们的安排,住进被他们指定的教室或者寝室。

 最可怜的是走资派石继爵校长,他们一家惶惶不可终日。这个造反团心血来潮,就发出一张海报,勒令他冲洗学生厕所。那时农村的学校都没有自来水,冲洗厕所必须用水桶到学校门口边的水沟里一挑一挑地把水挑到厕所去冲洗,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否则,就会被他们批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到盘信去游街。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教室里的桌子板凳基本被砸烂,每个教室都会燃起一堆篝火,学校财产被洗劫一空。

 “六六级”的初三(1)班,由杨怀光,李云成,滕树军为首组织了“韶山造反兵团”。这个“兵团”破坏性最大,学校中的一切破坏行为,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杰作”。

 有一天,盘信赶场。他们看见石继爵的老婆李明军从街上买回了一个猪肚子,杨怀光和滕树军,曾达德三个人就蹲守在他家的厨房边,从窗子外边观察动静。

 李明军把猪肚子煮熟,从锅里捞出来放到窗子边的砧板上。当他去灶边取菜刀时,杨怀光用早就准备好的竹杆,一下子将煮熟的猪肚子扦出去,三个人上山分着吃了。待李明军取出菜刀来切时,那个放在砧板上热气腾腾的猪肚子已经不翼而飞。石继爵校长和李明军只得摊开双手,哭笑不得。

 三(1)班的韶山造反团真是花样百出,恶作剧层出不穷。他们把全校的女生编号,用纸条写成阉条,然后各个取抽,抽到几号,去对这个女生的名字,这位女生就成了他们的“老婆”。

 有一天,滕树军捉弄郑之良老师,他写了一张“海报”勒令郑之良明天早上把三(1)班在路边的那块劳动基地犁出来。

 第二天,郑老师早早地起来,到学校下边洪家寨的一户农家里借了一头水牛和一架犁头,牵着牛,扛着犁来到这块土里。

 驾牛犁田,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复杂,别说犁田耕地的质量,那些程序就很复杂而且麻烦。把犁头套上牛身上架上犁能开始操作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一架犁头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套在牛身上,它由牛轭,两根粗大的牛套索和捆在牛后脚的犁横棒组成。

 牛轭是一个被弯成“八”字形的木头架子做成的,安放在牛肩膀上。“八”字的两头还必须钻上两个小孔,用两根棕绳从两边穿下。架好牛轭之后,再用穿在小孔里的棕绳系在牛脖子下边。这条棕绳不能系得太紧,太紧了牛会喘不过气憋死;也不能太松,太松了牛一使劲牛轭就会翻到背上不能工作。

 牛轭套在牛身上的工序完成之后,最麻烦的是把后边的犁架和前边的牛套索连接。

 牛套索的后边安有一根大人胳膊般粗的木棍,这跟木棍叫“犁横棒”,人们在犁横棒的中间放上由山间软藤拧成的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叫“犁口翘”。

 上好牛轭,绑好牛套索之后,把那个犁口翘挽成“8”字形。“8”字形的一头紧紧地勒在牛套索的犁横棒上,另一头则勒在木头犁架子的犁口嘴上。犁口嘴是由铁匠专门用铁打制而成的圆筒形,套在木头上。这个圆筒的周边翻起约一公分高的边缘,起卡住“8”字形犁口翘的作用。

 把犁架和牛套索连接好了之后,就可以驾犁工作了。

 郑之良老师虽然有四十多岁了,可是他从小读书,长大就参加工作,从没有做过农活,根本不会操作这一套复杂的工序。

 他勉强把牛轭架上水牛的肩膀,系好牛脖子下边的绳索,却怎么也不能把犁头和牛套索连接起来。

 太阳老高了,他满头大汗,无处下手,只得把那个圆圈犁口翘拉开直接套在犁架的犁嘴上,可他一吆牛犁头就脱落了。

 围观的学生很多,大家七嘴八舌地指点着,议论着,嘲笑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郑之良老师无奈的摆弄着这架粗笨的木头架子,不知所措。

 其实,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谁都会摆弄这套工具,但没有一个人肯去给郑老师解围。

 我看着郑老师无奈的尴尬,几次想下地去帮他套好犁头,帮他赶牛犁土。可又几次忍住。因为我也是“四类分子”子弟,属“狗崽子”类型。如果下地帮郑老师,怕被人称为“一丘之貉”“臭味相投”,不仅帮不了他,而且自己也不能脱身而受到批斗。

 已经很久了,郑老师还是在满头大汗的空忙。围观的学生也没趣的走了许多,只有同情郑老师的几位同学还在踌躇地逗留在那里。

 这时,唐启方同学勇敢地跨进土里,把郑之良老师推到一边说:“郑老师,你去休息,让我来!”

 他俯身下去,把那个圆形的藤圈挽成“8”字形,熟练地套上犁嘴,右手扶犁,左手抓起牛缰绳,扬起牛鞭“嘿齐”一声,那头等得不耐烦的水牛便迈开大步向前行走,黑油油的土地从闪光的铧口上流线型的翻倒。

 唐启方同学十分娴熟地操着犁,迈着稳健的步子,在灿烂的阳光下穿梭来回走动,水牛听话地配合着他的举动,也健步如飞。半个多小时,这块劳动基地便完成了。他熟练地收拾工具,挽好牛轭,套在木犁架子上,干净利索地把犁头放上郑老师的肩头,叫他自己牵着水牛还给洪家寨的农民。

 我站在土地边,陪着唐启方把那块地犁完。郑老师也感动地站在那里,看着唐启方同学,久久也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略显皱纹的脸上露出慈祥而又感激的神色。

 郑之良老师那已有深深鱼尾纹的眼角红了,我看见他发红的眼角里盈着些微的不易发觉的浑浊泪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日益深入,学校的形式更加混乱了。

 “六八级”的杨光华、满仙凤和年轻的教师李择选组织了“朝阳中学红卫兵造反第二司令部”与“朝阳中学红卫兵总司令部”对峙。

 后来,聂怡龙、滕树厚、麻文明三人代表朝阳中学红卫兵参加了全省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后回来,聂怡龙、麻文明便和滕树厚分裂了。带着陈启发、郭迪华、龙再权、龙羽飞老师杀出了“朝阳中学红卫兵总司令部”和杨光华、李择选老师的“第二司令部”联合。

 “红卫兵总司令部”只有滕树厚、满园英、龙通群和令狐、陆魁林、龙成文、温志勉几个老师坚持。

 肖连富、杨帮明和我等十几个同学又组织了“朝阳中学红卫兵卫东风暴造反兵团第三司令部”,这个“第三司令部”隶属于滕树厚的总司令部。

 学生和老师形成了两大派,观点尖锐对立,你说我是反革命派,我骂你是保皇派,相互辩论,相互攻击。

 肖连富以“第三司令部”司令的身份升任红卫兵总司令部副司令。杨邦明也加入了总司令部的领导班子,和盘信街上的山羊、何元金、阳恩和的“一三·七团”联合。

 聂怡龙、麻文明的“第二司令部”又和盘信食品站的唐成金,盘信街上三猴的贫下中农造反派联合。这样,盘信的两大派对立的联合组织形成了。

 盘信街上“一三·七团”占绝对优势。可是,唐成金组织的“红色职工造反团”把麦地,大告的苗族农民又联合在一起,加上上街三猴子的贫下中农造反派,势力远远超过“一三·七团”。

 两大派都自称革命派,攻击对方是保皇派,反革命派、两派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两派都争着批斗盘信区最大的走资派石国生,天天晚上游行示威。

 斗争越来越激烈,渐渐地由“文斗”而升级成了“武斗”。

 开始,只是在游行时用旗杆相互横扫着对方。后来,游行队伍里出现了扛着红缨枪、梭标和裹着红布的钢钎。

 面对着这复杂而又日益恶劣的斗争局面,我开始彷徨,从对文化大革命无限虔诚而变得百般的狐疑。吴胜明辞去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职务,我也踌躇观望,成了“逍遥派”。

 我无奈地回到大兴。有一天赶场,在小食部看见令狐老师,便前去问道:“老师,你怎么到大兴来了?”

 他看见我,把我拉到身边,轻声地对我说:“胜前啊,盘信的局势很紧张了,看来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你最近可不要去学校!”

 听了令狐老师的话,我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一个星期后,盘信果然发生了一场大武斗,把我在小学时候吴万福老师的兄弟打死了。

 从此,我再也不敢去盘信中学了。

 回到菖蒲塘,和乡亲们参加生产队劳动。可是,这里也不是“真空”地带。

 毛主席老人家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

 大兴也成立了两大造反组织。一边是“大兴公社贫下中农造反联合指挥部”,指挥长是大兴街上的张继树,副指挥长是我们菖蒲塘的聂盛宣。

 聂家和吴家是菖蒲塘的开山鼻祖,据老人传承,我们聂吴二姓的祖先,一同到菖蒲塘开疆拓土,繁衍子孙。姓吴的住在菖蒲塘的东边,姓聂的住在菖蒲塘的西边,两族人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建设家园。

 开始,聂姓和吴姓都很富足,也是人丁兴旺。每年过年,两姓人都攀比着放炮竹,轰轰烈烈,预示着菖蒲塘兴旺发达。

 后来,聂姓的人的渐渐不支。到聂盛宣父亲这一辈,只剩下他这个单传子孙和另外一房的聂老金还有后代,聂福春、聂六寿几兄弟便都后继无人了。

 聂盛宣解放初期在铜仁地区公安局当警察,并已结婚生子。一九六零年被下放回家,从铜仁带回了菖蒲塘的第一个汉族媳妇。

 和聂盛宣一起积极参加“社联指”造反的菖蒲塘人有吴金城、吴树生、周忠顺。

 王志明队长因为入党受挫,看破红尘,不问政治,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线”了。他每天天一亮,只管吹着哨子带领他的社员下地去劳动“促生产”。

 大兴的另一派是由各机关部门的战斗队和街上曹明德、郭恒元、凌君煌组织的贫下中农造反团,又联合星光大队李金鱼、徐光贵、吴志显组织的贫下中农战斗团成立的“九·二四联合指挥部”。

 指挥长是曹明德,副指挥长是大兴完小的唐述尧老师,星光大队的李金鱼。

 我们队也有个“3379战斗队”,头头叫吴启龙。他的浑名叫“罐罐”,特别爱喝酒。一生好吃懒做,五十多岁了,没有房子居住。养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五个人挤在一张破床上睡觉。

 由于懒,不肯参加生产队劳动,挣不到公分,秋收分红时,年年是补款户。要补款,队上就把应分得的稻谷挑到粮站去卖“周转粮”用“周转粮”的钱补给生产队。被卖周转粮人家只得自己掏钱慢慢地往回卖粮食吃。如果这家人无钱买回,就算卖给国库了。

 吴启龙家的周转粮年年被卖进仓库。因此,过了年就断粮,靠国家救济度日。他爱喝酒,每次从仓库背回救济粮,总是要到市场上去卖掉一半换酒喝。因此人们称他为“罐罐”就是酒罐的意思。

 文化革命来了,他也组织了个战斗队,把这个战斗队叫“3379”,人们就谐音成“餐餐吃酒”。

 “3379”的队员是吴恩品、吴自法、吴自银、吴胜堂、吴胜和等人。

 “3379”和曹明德的“九·二四”指挥部是一个观点。

 那时,全县基本成为了两大派,自上而下形成了统一战线。

 松桃县城以松中的麻树清、龙益飞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指挥部为主体,组织了“松桃苗族自治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县联指”。另一派也是松中学生施春、刘杨正等人组织的“劲松造反团”为主体。组成了“松桃苗族自治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简称“县总部”。全国各地的两派斗争愈来愈激烈,最后终于爆发了武斗。有很多地方军队也参与,动用了坦克、大炮。

 一九六八年元旦,上海市发起了向走资派夺取政权的斗争,建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央文革肯定了他们的成绩。把上海的夺权斗争称为“一月风暴”。

 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政权。贵州省也夺权了,建立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中央文革称为“西南春雷”。

 铜仁地区也进行了“夺权”斗争。铜仁地区分为“八五”派和“三红”派两大派对立的势力,军分区司令员韩国锦支持“八五”派,所以“八五”派掌握了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大权,领导班子由朱本君、杨平凡、刘长顺、马发元、刘鹤亭组成。

 为了实现全地区“一片红”各县也举行了“夺权”斗争。下边各个县的两大派,凡是反对“八五”派的全部被打垮,都统一到由“八五”派掌权的“地革委”名下,归他们统一领导。

 我们松桃县的两大派都表态拥护“八五”派。所以,“县联指”和“县总部”都得到铜仁地革委的支持。

 松桃县夺权以后,县武装部长秦宝兰支持“县联指”,所以松桃县革命委员会的大权掌握在“县联指”手中。

 “县总部”虽然有武装部政委高文荣的支持,可他的魄力不及秦宝兰,““县总部”被排斥在革委会的政权之外。

 实际上,松桃县真正拥护“八五”派的观点的是“县总部”,“县联指”只是迫于当时“八五”派的势力而屈从,违心地表态支持“八五”派。

 不久,铜仁军分区司令员韩国锦调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大权落在军分区政委曲光手中。曲光是支持“三红”派的,韩国锦一走,铜仁形势又紧张起来,被“八五”派打垮的“三红”派势力又悄悄复活了。

 “八五”派内部也开始分裂,地革委副主任刘鹤亭拉出一帮人,投靠了曲光,形成了“新兴三红派”。一场从“八五”派手中反夺权的争斗开始了。

 松桃苗族自治县掌握着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县联指”公开亮相,表态反对“八五”派掌权的“地革委”,支持“三红”派。

 为了清除松桃县的“八五”势力,“县联指”决定消灭“县总部”。

 一九六八年冬天,松桃“县联指”打垮了“县总部”,总部人马败退铜仁。全县属于“县总部”观点的组织也分别被打垮,全部逃到铜仁去投靠“八五”派。

 那天夜晚,寒风呼啸,飘着毛毛冻雨,不时夹杂着颗颗坚硬的雪沙粒。我正准备睡觉,吴自发和吴自银把我叫起来说:“大事不好了,我们这个观点的人马全被打垮了,你们盘信中学的令狐老师他们刚从大兴逃向铜仁,我们也赶快往铜仁撤退吧!”

 我急忙跟着他们,在风雪飘飞的黑夜里,向铜仁赶去。

 下半夜,松桃“县联指”的人马把通往铜仁的各个路口封住,设卡检查每一个行人,捉拿逃难的“县总部”人员。

 我有一个家住松桃城的同学彭清华,就是在大兴雅山塘被他们捉住杀害了。

 我们逃到铜仁,被安排在铜仁综合饭店食宿。成天只是吃饭、睡觉。打扑克,很无聊。我想,这哪里是搞革命的样子啊!一天无所事事,很反感,不想在这里混了。便悄悄邀吴自发和吴自银回家。

 吴自发不肯,他说:“形势这样紧,你回去送死?”

 又过了几天,我实在忍不住,就和吴自银趁着晚上从铜仁步行回到菖蒲塘,打听到风声稍稍松了一些。

 第二天,我去找在公社卫生院当院长的满叔吴恩友。他是“县联指”观点的人,和公社革委的几个领导关系很好。

 他对我说:“你回来很好,我去对吴必生部长说一下,保证你没事。”

 吴必生是公社武装部长,属于部队序列,革命委员会必须有部队人参与,所以他是大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大兴街上的张继树,他有点文化,又是从部队转业,水平很高。他不仅当上了大兴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还是牛郎区革委副主任,松桃县革委委员。

 听了满叔的话,我放心了,便安心在家,不再回铜仁闹革命。

 天天和王志明队长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的确也没有什么人来找我麻烦。

 和我们一起逃到铜仁的几个菖蒲塘人,看见我们回家没有什么事情,也先后回来了。

大家都是农村人,靠抢工分饭吃。天天呆在铜仁,虽然混得一日三餐,可耽误了工分,到年终分红就会减少收入。特别是成了家的,要养儿女,哪里有心事在铜仁无所事事地鬼混。

 我们回来了个把月的时间,天天上坡劳动,大家也还相安无事。

 前边提到的菖蒲塘人聂盛宣,他是大兴公社“社联指”的副指挥长,成立了公社革命委员会,只当了个“公社革委委员”,没有捞到革委副主任,很消极,不在公社上班了,也回到生产队劳动了。

 他的老婆叫张明月,是铜仁汉族人。回到菖蒲塘后,语言不通,没有人和她交流,不适宜苗家人的生活,郁郁寡欢,渐渐地神经错乱,疯了。

 尽管成了神经病人,她还是天天扛着锄头随社员出工干活,只是成天自言自语,时而哭泣,时而傻笑。

 有一天,她在众人休息的时候,划火柴把分给吴自银家耕牛过冬的两堆稻草烧掉了。

 那时,生产队集体的耕牛是分到各家各户饲养,稻谷草是耕牛过冬的粮食。打谷子时,人们就把这些谷拢好,拖到田坎上晒干,再挑到附近的树边,堆在树上,到冬天给牛过冬。耕牛分到各家各户饲养,稻草也分到各家各户管理。

 分给吴自银家的稻草被聂盛宣的老婆烧掉了,晚上群众开会的时候,吴自银就向队长王志明提出,要处理这件事,要求调整稻草,否则,他家养的牛就没有饲料过冬。

 周忠顺听了,火冒三丈,跳起来责骂吴自银:“你个狗日的八五派崽崽,不老老实实劳动,还要起哪样卵高腔!”

 周忠顺四十多岁,个子特别矮小,还不足一百五十厘米,可是脾气不小,特别火爆,易于激动,炮仗筒子,一点就着。那时他又是公社造反派的红人,因为刚刚消灭了松桃县总部这些“八五”派,形势还紧张,所以“县联指”的造反派全部还佩带武器。

 周忠顺背着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枪托都打到他的脚后跟上,腰里还别着一把雪亮的杀猪刀。

 吴自银刚满十七岁,长得身材高大,有一米七几,血气方刚。他哪里还耐得住周忠顺这样嚣张。便扑过去,对准面门,狠狠地一拳向他砸去。

 “哎呀!我日你妈,打得老子眼睛都冒亮火虫了!”周忠顺大声尖叫,用手捂住被打得直冒金星的脸,右手从腰上抽出杀猪刀,狠狠地向吴自银杀去。

 吴自银敏捷地退闪,他没有杀中。“我日你妈,你有本事等着老子。”  他怒骂着向大兴街上跑去。

 不到十分钟,一阵枪声从菖蒲塘寨后传来。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社联指”造反派队员冲进了寨子,一齐扑向菖蒲塘文化室,搜遍了会场的各个角落,捉拿吴自银。

 吴自银见周忠顺叫骂着跑出去,知道他是去公社找那些造反派搬救兵,也赶快地离开会场。

 这群造反派见吴自银没在会场,马上就向他家奔去。

 吴自银家住在寨子东面,前边是一条小溪,小溪上面是一片竹林。造反派首先把这个竹林和他家围住,先从小溪边往竹林里搜查。竹林中没有捉住吴自银,几个造反派才用枪托稀里哗啦地把他家大门砸开。他父母还在生产队的文化室那边,所以屋里没有人。

 造反派们用刺刀向各个地方乱刺,猪圈鸡笼都被刺刀捅破。连厕所的粪坑也都用长竹竿乱搅一番,还是没有找到吴自银。

 吴自银家隔壁是他的远房大伯吴顺强家。吴顺强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吴自福在解放初期就跟着土改工作队外出工作了,现在任贵阳市花溪工人疗养院院长。二儿子吴自和是大学生,贵阳农学院毕业,分到本县世昌区农推站。小儿子吴自俄在部队当兵,吴顺强是军人家属。当时,农村中的军属地位很高,当地干部和社员都不敢得罪。

 这伙红了眼的革命造反派,什么也不顾了,街上的陈永华,脸被酒精烧得通红,他冲到吴顺强家大门前,举起枪托,正要砸开时,公社武装部部长吴必生厉声制止,这是军属,搞不得。

 陈永华把举在半空中的枪托停住了。几十个造反派面面相觑,不敢作声,只得悻悻地离开吴顺强家。回到会场,张显林又厉声地警告了一遍我们这些从铜仁回来的“八五”派分子只有老老实实地劳动,否则就会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几个勾着脑袋,不敢作声,只是暗暗地为吴自银祈祷,保佑他莫被造反派抓住。

 那夜,吴自银的确躲在吴顺强家,正和他大伯一起,蜷缩在被窝里,幸好吴必生部长制止才幸免于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天蒙蒙亮,吴自银才从吴顺强家出来,沿着山路。又逃往铜仁。

 一九六九年春天,“三红派”攻打铜仁的大军在大兴集中,共有几千人。他们要从“八五派”手中反夺权,就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些“三红”革命造反派,一人背着一支油光闪闪的半自动步枪。小学的教室里还有小钢炮,重机枪。这些武器是军分区政委从军库中运出来,让“三红派”反夺权的。

 四月的一天早晨,春雨刚停,到处一片湿漉漉的,刚发出的嫩芽上还挂满颗颗露珠。这里离“八五派”坚守的马脚营只有七八里路,天刚蒙蒙亮,一阵清脆激烈的枪声,夹杂着轰轰的钢炮爆炸声响了起来。“八五派”抵挡不住这精良武器的攻击,退回了川硐。

 不到中午,川硐也被攻破,抓了好几批俘虏,关在大兴公社仓库的空仓里,有的被打断了手,有的打断了脚。

 当“三红派”攻打到坞泥的九股坡山脚,忽然就停止不动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那里双方僵持了将近一个月。

 “八五派”趁这段时间,在铜仁城区设防备战。吴自银和我们松桃县败退下去的战友防守从西门大桥到洗澡塘的这一段防线。上级决定:一旦“三红派”进攻铜仁,“八五派”就退回大十字街死守西门桥,与他们隔江而战。

 一个月过后,“三红派”分三路大军夹击铜仁。

 中间一路是主攻队伍,从大兴沿201省道进攻,直捣铜仁北门。

 东边一路从大兴经白水过滑石到马岩,组成东面包围圈。

 西边一路从川硐,下腊洞坡,过小江口往德胜坉扑下铜仁西门,拿下老车站,占领东方红饭店,形成西部包围圈。

 不到一天功夫,“三红派”的中路军和西路军就打到铜仁城外,沿201省道的主攻队伍冲过清水塘,扑到架梁坡脚下,经军分区占领了北门。铜仁中学是“八五派”的大本营,听到“三红派”兵临北门,十分惊慌。“哒、哒哒”不时从架梁坡解放军哨所发出阵阵点射的机关枪射向铜中操场,营集在铜仁中学的“八五派”队伍被这阵阵机枪射得阵脚大乱。

 西路军打到铜仁,按原计划占领了东方红饭店、老车站。他们把十几挺轻机枪架在东方红饭店的楼顶上,如玩笑一般地向城区发出阵阵点射,时而又是一阵连续不断的扫射,打得盘踞在城内的“八五派”抱头鼠窜。

 吴自银也夹杂在四处逃窜的人流中。当他和牛郎的舒大元、大兴的何院桥从洗澡塘外边跑进屋时,刚到楼梯边“哒、哒哒”一阵机枪声从那边扫射过来,一颗子弹打在对面的墙壁上反弹回来,从他右边的大腿穿过,又从屁股后边钻出。他像被人从后背重重地砸 了一锤似的,鲜血从前后两个枪眼如注一般向外喷射,一下子瘫倒在铜仁洗澡塘的楼梯边,动弹不得。

 吴自银躺在楼梯边,几次昏迷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可能是因为他年青,身体壮实,血小板自然封住了伤口,鲜血竟然止住了。

 一队队人马从他面前经过。有的人停下来看着他说:“可惜了,这么年青,就被蒙蔽出来为猪(朱本军)羊(杨平凡)卖命,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有的则瞪着眼,狠狠地骂:“狗日的,不知是哪里的小爬虫,补他一枪算了!”

 可是,骂尽管骂,还是没有人动手补他一枪,也没有人救他,他昏昏沉沉的躺着,无奈地忍受着身体和心灵的痛苦。

 第二天,来了一个和他差不多高个子,也很年青的人,腰间束着武装带,背着半自动步枪,带着三个随从,左臂上戴着“红色农民造反团”的袖套。他走到吴自银身边,用略带湖南凤凰腔调的口音问道:“你是哪里人?”

 吴自银睁开眼睛,这时他已十分瘦弱,淹淹一息了。费力地回答“大兴人。”

 “大兴哪里的?”那个年青人听说是大兴人连忙又追问一句。

 “大兴菖蒲唐人。”吴自银补充回答。

 年轻人不再说什么,只是深情地盯了吴自银好久,才告诉他:“伙计,你们大兴街上理发的那个人叫我来补你一枪。我不杀你,也不敢救你,听天由命吧!”说完,带着三个随从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年青人是我二公家女儿大孃的女婿,铜仁滑石人。他听说吴自银是菖蒲唐人,可能是亲戚,不敢细问,就不执行叫他补一枪的命令走开了。

 下午,打扫战场时,一个中年妇女用一辆手推车把他推到下南门地区医院。

 大兴“九、二四”指挥部的被俘人员,经过登记后关在铜仁师范。

 曹明德,唐述尧等二十多个人被关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防止他们逃跑,玻璃窗全都紧紧地关闭,并从外边用坚实的木板钉着,只留下很小的缝隙透着很窄的,长条形的亮光。风是一丝也吹不进来的。

 那时是六月,天气炎热,又加上铜仁地势底,四面环山,是整个地区的三大火炉之一。这二十几个吃了夜饭,热得受不了,衣服裤子全都脱下,只穿一条短裤,挥汗如雨,忍受着难耐的酷热,焦心地等待着不可估测的命运宣判。

 八九点钟,可恶的蚊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进来,嗡嗡地在恶浊的充满汗臭气味的空间肆略,冷不防贴在皮肤上,吮吸着这群失去自由人的鲜血。

 二十几个人阴沉着脸,沉默着,独自思考着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处境。

 不久,大门的锁开了,一股夹杂着热气的风吹了进来。四个手持钢枪的“社联指”造反派把住了大门,一个身材高大,脸型黑瘦的人走进大门。

 这个人,就是要滑石那个年青人枪杀吴自银的理发匠,他把白衬衣下摆束进裤腰里,用一条牛皮皮带扎紧,皮带右边挂着一支还带着烧蓝的“五四式”手枪,也还英俊威武。

 他站在昏黄的电灯下,把手中的一张信笺纸掏出说:“念到名字的人出去。”

 接着他盯住信纸,尖声喊道:“唐述尧、郭恒元、孙继强、王义来、李金鱼。”

 这五个人依次走出大门,都回头看了关在屋内的人一眼,露出明显的哀伤。人们都知道这五个人凶多吉少,可都不敢声张,只是默默地目送他们。

 五个人被押上一辆敞蓬的解放牌汽车,在夜幕中驶出师范,穿过北门,经西门大桥,转弯到东方红饭店外面的公路边停下。

 东方红饭店前边是一条公路,公路外有一道二十几米高的石壁,很陡,石壁下边是缓缓流淌的锦江河。

 那时,这一带房屋还很稀少,公路上很少有汽车来往。特别是晚上更显得荒凉,锦江河上只有从对岸房屋亮出的灯光隐隐约约的倒映着,稀稀疏疏的闪烁,像荒野中星星点点的鬼火,时隐时现。唐述尧等五个人被推下车,一字形地跪在石壁上,每人背后都被一支枪抵着。

 那个脸型黑瘦的人也拔出手枪,指着唐述尧老师,低声地宣布:“今天,我代表人民、判处你们五个人死刑、立即执行。”说完“砰”的一枪,把唐述尧打倒,并一脚踢下锦江河中。其他几个也一人一枪,把跪着的四个人打死,也踢入河中。

 唐述尧中了一枪没死,被踢下锦江后,下意识地挣扎着拼命地游向对岸。

 这些人看见有人没死,就开车追赶。东方红饭店的对面是铜仁三中,从这里到三中,被锦江隔住,要赶到对面的三中,必须绕道西门大桥、过北门,到第二完小门口,步行才能赶到三中后边的锦江河坝。

 这些人开着车,绕过西门桥,过北门,到第二完小门口停车,跑步扑向三中后边的锦江河坝,捉拿受伤的唐述尧老师。

 唐述尧老师是铜仁寨桂人氏,他有一个堂弟当兵,分在铜仁军分区,是个军官。他想游过河,从三中爬到军分区,寻找堂弟救他的性命。

 锦江河这边是一片河滩,北关的菜农把这片沙滩开垦出来,种上麦子,这时麦子已经抽穗成熟,形成了一片密匝匝的青纱帐。

 这些人跑在河边,沙滩上已经没有人,当时也是深夜,他们搜寻了一会只好离开。

 唐述尧爬过沙滩,钻进深深的麦田中,再也没有力气往前爬了,又听到那些人杂乱的脚步声,骂骂咧咧地四处搜寻,不敢动弹。

 第二天早晨,这些人又赶到沙滩寻找没有被打死的唐述尧老师。

 白天,伤员爬过的痕迹很清晰,何况还有殷红的血印。他们顺着点点滴滴的血迹从麦田一直追到三中学校,听到从一个教室里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呤。

 他们扑进教室,看见唐述尧老师侧面躺在教室里的水泥地板上。这时,唐述尧老师的伤口经过冷水浸泡,一夜没有处理,已经严重发炎,动弹不得了。他们赶过去,一人一刺刀,把唐述尧老师扎死在三中的教室里,然后扬长而去。

                             (二)

 武斗过后,各地的造反派撤走了,俘虏也被各县造反派带了回去。

 大兴“九、二四”指挥部在铜仁被抓的人也被“社联指”押了回来。一些重要人物被关在大兴仓库里,追查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每逢赶场天,就把他们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我从铜仁回来以后,再没有去参加“九、二四”的活动,天天在生产队劳动,所以,他们没有找我麻烦,仍然天一亮就跟着王志明出工,天黑收工,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

 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我们和社员一起到田坝子中割田坎上的杂草。天快黑了才收工,回到家里已经断黑了,我们全家围坐在桌子边吃饭,中间点着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灯光昏暗,随着从门外吹来的阵阵冷风,左右摇拽。

 吃到一半的时候,又听到从坎上吴胜昌家门前的路上传来了脚步声。

 从吴胜昌家下到我家,是一道将近有十米高的斜坡,下雨天,路很滑,必须要打小跑,不然会滑倒摔跤,因此听起脚步声就特别急促。

 “你们怎么才吃饭?”从上边跑下来的一个人在门外向我们打招呼。

 这个人身材矮小,背着半自动步枪,上边的刺刀在煤油灯的映照下闪着昏暗的光。还没有进门,看不清楚是谁。跟着他后边的个子比他高大、也背着枪,枪上也安上一把刺刀。

 我父亲吴恩科自成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后,很沉默,不大和人打招呼。只有母亲站起来回答:“你们来了,请坐!”说着把自己坐着的那把凳子递了过去。

 那人在门边坐下,借着灯火,才看清楚,来人原来是大兴街上的王永昌,站在他身后的是街上的陈永华。

 母亲又从黑暗中把另一把椅子过去说:“老陈,你也请坐!”

 “不坐了,叫吴胜前快点吃饭,公社有事找他。”

 陈永华不像王永昌那样客气,他对着母亲汹汹地说。

 我这个四类分子狗崽子,又加上站错了队,更是“双料”坏蛋。这个时候公社找去有事,肯定凶多吉少了。

 全家人便不敢说话,都低着头默默地吃饭,饭菜是什么味道全然不知,如同咀嚼泥土一般。我脑子里翻腾出一些可怕的传说。

 正大营“八五派”观点的凌清富,谢忠保回到正大被黑夜里捉出去杀害了......

 ......大兴仓库里天天晚上就传出被吊打的人痛苦而又凄厉的哭叫......

 ......曹明德有一天夜里被押进了沙子坳差点被活埋,幸好遇到吴必生部长从牛郎开会回来......今天夜里,这些可怕的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了,不命丧黄泉,至少也会被吊打得遍体鳞伤。两催命鬼就在我面前,那在暗夜里闪着寒光的刺刀仿佛已经穿透我的心脏,鲜血正一颗一颗地从我内心滴出,说不清是多么的痛楚。

 我吃完饭,把碗放在桌子上,起身从烂衣服堆里翻出一件被沤得散发汗酸气味的破棉袄穿在身上,天真的想:穿着这厚一点的棉袄,可能会抵得住一些粗涩绳索捆勒在胳膊上的痛苦。

 穿好烂棉袄,我跨出了大门,门外已经漆黑如墨,雨还随着夜风飘飞。

 “怕你要带个电筒,慢点回来好照亮。”王永昌关心地对我说。

 “回来,我还能回来?”听了王永昌的话,心头稍微松了一些,事情未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可怕?但愿我还能活着回来,而且就在今夜,我心中暗暗祈祷。

 踏着门外的泥污,我和王永昌,陈永华在夜幕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街上走去。

 在菖蒲塘寨子里,他们把我夹在中间。哗哗啦啦的脚步声,引起一阵阵犬吠,夜已很深,没有人开门,我暗自庆幸。

 走到村外的马路上,我们三人排成“一”字形,他们两人还是把我夹在中间,两支枪已从背上取下,一边一把刺刀指着我,如临大敌。此时的风好像又紧了一些,雨飘的更密,雨滴比刚出门时粗大了许多,尽管已是农历五月,这如烟如雾的细雨也透出丝丝寒意,我的心冷到了极点。

 这个凄惨的场面,我只有从电影中看到,敌人押着地下党,穿过雨雾,在黑夜中走向刑场,我不免更加悲壮起来。

 他们两个把我押到公社大门口,陈永华大喝一声:“自己进去,楼上有人找你。”两个人便转身回家了。

 公社还设在原来的江西会馆,大门两边是两条经过细钻雕凿的粗大石柱,横梁也是一块长条形的石块,上边也雕有鸟兽花纹。大门进去是过道,两边各有一间房子。楼上中间是戏台,两边也有四个房间,当成公社临时招待所。上边下来检查工作的干部或者来联系业务的人员居住。

 我进了大门,轻轻地踩着木楼板梯往上走。整个公社院子很安静,没有人语声,更没有传说那样皮鞭抽打在肉体上的声音,也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厉哭喊声。静得连我的心跳声也显得格外地响。

 上了戏台,四个房间只有一间亮着灯,门并且开着,一个人坐在办公桌边俯着身子翻看着什么,桌子上的煤油灯玻璃罩子擦得很干净,房间也特别亮堂。

 那人听见楼上有人,转过头来朝这边看,“啊!”我叫了一声,原来是我们中学的陈启发老师。

 陈老师开始是盘信中学“红教工战斗队”的成员,和我们是一个观点。他很会辩论,记得在六七年春天,他和小学的田如凤老师为一起纠纷进行辩论。

 那时讲“文斗”,辩论时很文明,双方站在台子上,一个一个发言,你问我答。不能中途打断对方的话,更不允许像泼妇骂街。

 陈启发老师在台上首先质问田如凤老师:

 “请问,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不在现场?”

 “不在现场。”田老师回答。

 “好,请听,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有一种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这也批评,那也指正,结果,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你既然不在事故现场来

参加辩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请你下去!”陈启发老师认真地引用着毛主席语录,声音铿锵有力,气势磅礴。

 “我经过调查......我......”田如凤老师还在台上吃力地辩解。

 “下去!毛主席说的‘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没有一点辩解的余地。”陈老师厉声斥责。

 田老师只得面红耳赤地下台来。真是速战速决,干净利索。博得了满堂喝彩。

 后来,红卫兵总司令部分裂,陈老师也从“红教工战斗队”中分裂出来,参加了聂怡龙和麻文明为首的第二司令部,成了“县联指”的观点。

 我看见房间里只有陈老师一个,没有外人,更没有荷枪实弹的造反派压阵助威,心理轻松了好多。

 我快步走进房门,尊敬地叫了一声:“陈老师,是你找我吗?”

 “啊,胜前来了,进来坐吧。”陈启发老师客气地把我让进了房间,从屋角推出一张四方凳子叫我坐下。

 我小心地坐了下来,他才郑重地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面对着我,严肃地说:

“吴胜前,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了队,不能辨别是非犯了错误。要做深刻的检查,并要站出来,积极的批判坏头头令狐润生和陆魁林的反动罪行。

 另外,在学校混乱时期,你是不是把学校的财产拿回了家?如果有,要主动地交还学校,不然,查到了要严加追究。

 我承认了错误,并深刻的检讨了是非不分敌友不分的严重错误。

 学校的财产我没有带什么回家,只是从图书室里拿了十几本长篇小说回家来看。

 真的,在学校混乱时,有的同学砸桌椅,撬门窗,把玻璃带回家。我从小爱看书,就去图书室拿书。

 我进去的时候,图书室的窗户已经被撬坏,图书大部分已被偷走。我只从被推倒的书架中翻出被踩得凌乱的图书。

 我找到了《青春之歌》、《红岩》、《红日》、《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还有《鲁迅文集》、《鲁迅译文集》、《普希金诗集》等文学作品,并把他们背回了家。

 寨子中的伙伴听说我有很多书,都到我家来借着看,比我小七岁的堂弟吴胜之,特别喜欢看小说,虽然小学都还没有毕业,也捧着《青春之歌》、《苦菜花》、《红岩》等长篇小说,爱不释手地阅读。吴胜昌,吴自银例外,他们两人一来,只喜欢翻弄我自己买来的那几十本连环画。

 最后,陈老师叫我写一份深刻的思想认识并且把背回家中的图书明天交给他,叫我回家了。我如释重负,为自己先前那些多余的担心和荒唐的推测而可笑。

 走到楼下,设在会馆大门右边的卫生院大门开了,而且亮着灯。听到我的脚步,满叔吴恩友走出来迎接我说:“到我这里坐一下,你妈妈和妹妹在等你。”

 原来,我被王永昌和陈永华带走后,全家人十分担心。他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母亲带着妹妹,摸黑冒着雨跑到公社来打听动静。他们不认识谁,只得敲开满叔的卫生院大门,告诉他说我被抓进公社去了。满叔听了,也很着急,他先到公社办公室去看,那里平时是审人打人的地方。今晚也很安静,大门紧闭,黑灯瞎火,他又跑到武装部长吴必生的寝室,吴必生已经睡觉,大门关得紧紧的。整个公社大院十分安静,无处寻找我的下落,只有戏台楼上有一间房子亮着灯,可那是上级来的客人住的,他们万万想不到我会在那里。

 几个人在卫生院里焦急地分析着我的去向,突然听见有人从楼上走下来,满叔开门出来打探,看见是我,喜出望外。母亲见我没事,完好无损地站在她面前,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我们告别了满叔,高兴地回家。

 回到家里,我连夜写了一份检查,选了十几本不大喜欢看的图书,包好,第二天早上到公社交给了陈启发老师。

 讲老实话,那些珍贵的经典小说个书籍,我还是舍不得退还的。

 从那以后,我像蜗牛一样,卷缩进厚厚的壳里,白天出工,晚上躲在家里点着煤油灯看书,写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