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尔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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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传奇的岁月(小说连载八)

来源:本站 吴胜前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7/07/13 16:17:55

一支奔向农村的红卫兵串联队

(一)

 这一届毕业生,我们大兴公社一共有五个人。大兴大队的是我,石胜友、凌君仙、尹大兴,向忠华是星光大队的。

 凌君仙在小学不和我们一届毕业,也没在大兴完小读书,后来是通过吴恩忠老师联系,到初二才插到我们班上的。

 一个暑假的时间,我们都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过,可通知书还是迟迟没有下来。学校又开学了,虽然是停课闹革命,学生们还是回到了学校。我们三年初中已经完成,毕业了,再没有理由到学校去了,只得和社员们一起,参加集体劳动。

 秋收过后,队里的三十多万斤稻谷已经晒干,用风车把谷壳和半花车净,公余粮也全部入库。今年水份好,没有干旱,粮食丰收,所以上级号召我们生产队又多给国家上了两万斤超产粮,王志明队长为了向党和毛主席忠心,又上了一万斤“忠字粮”。

 天气很好,一连十多天都开太阳,真是秋高气爽。那些晒在田坎上的稻草也干透了。我们这里,这些稻草是耕牛过冬的粮食,所以,王志明队长带着男女老少,把稻草挑到附近的树上堆好。

 王志明自从大队长调整下来当生产队长后,他没有灰心丧气,积极的把菖蒲唐生产队搞得有声有色。一九六二年,他被评为全省的劳动模范,到省会贵阳出席表彰大会。

 回来以后,王志明队长马上向大兴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支部大会讨论了几次,都没有被通过。开始,他以为是党对他的考验。不灰心,仍然积极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最后一次讨论王志明的入党问题,他还是没有通过。王志明开始着急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凭自己的条件和表现,早就应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了。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龙海清才悄悄告诉他说:“你各个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就是社会关系一项过不了关。”

 啊!王志明明白了。因为他的妻子是湖南省凤凰县落潮井公社塘家桥大队井水湾生产队人,家庭出生是地主。这就严重的影响了王志明加入中国共产党,阻碍了他的辉煌前程。

 那时,四清工作队还留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社员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还要搞政治学习。主要学毛主席著作,背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老三篇。”

 为了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家喻户晓”,各个生产队要组织有文化的人,用各种方式,帮助贫下中农学习,领会毛主席著作。

 我刚从盘信中学毕业回来,成了我们生产队的“知识分子。”王志明队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把“老三篇”的内容编成山歌教贫下中农唱,编成快板叫几个年青人说给贫下中农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住在我们队上的四清工作队老王,是解放初期的南下干部,说话是标准的山东口音,个子高大,天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老王看见我宣传毛泽东思想很积极,并且能灵活的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效果很好,贫下中农容易吸收。便和王志明队长商量,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晚上的时间,走村串寨,到其他生产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王志明那时也还年青,二十多岁,他也很喜欢这种活动,天天晚上领着我们出去宣传,并且还亲自上场打快板,唱山歌。

 大兴街上跃进队的队长张继树,看见我们(那是菖蒲唐已经改为“东风生产队”了)宣传队搞得很好,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也得到公社和四清工作队的重视。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天天晚上去各个村寨宣传。

 我们不仅走遍了本大队的各个小队,而且去星光大队,白岩大队的一些生产队,打快板,唱山歌,朗读“老三篇”,真是搞得“家喻户晓”有声有色了。

 种油菜的季节到了,上级号召要加班加点提前完成任务。

 王志明队长决定加夜班,挑牛粪种油菜。他叫出纳滕代昌去街上打了二十斤煤油,叫贫协主席吴树生去竹林砍几根大竹子,锯成几十节,把中间的竹节打通,每节竹筒灌满煤油,用布条卷进装满煤油的竹筒里浸泡,当灯芯。然后带着几个青年,把这些竹筒有顺序,距离均匀地插在通往种油菜土地的路边。

 晚饭后,王志明提着一个喇叭筒,沿村子喊了一圈,说今天晚上,男女劳动力要加夜班种油菜,男劳动力全部挑粪,妇女和老人就上粪,播种。

 天黑了,吴树生把插在道路两边的竹筒点燃,两排明亮的灯火从寨子里一直蜿蜒到种油菜的田里,犹如两排闪亮的游龙。

 我们年青人挑着牛粪,奔跑着,吆喝着,穿梭般地来来往往,把牛粪运送到田里,给妇女们施肥,播种。

 公社武装部长吴必生,带着几个干部和几个个四清工作队队员,一起下来视查工作。他们也被这热闹的场面感动了,几个年青的干部也找来撮箕,挑着牛粪,参加到这热火朝天的行列中。

 吴必生部长从挑粪的人群中看见我,便把我拦住,对我说:“喂,小伙子,莫挑粪了,和我一起到公社去,有个事情。”

 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放下撮箕,向王志明队长请了个假,跟着吴必生部长去公社。

 公社设在大兴街上,离我们生产队约有两公里,走了没多久便到了。

 吴部长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用火柴点燃了煤油灯。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几张盖着大红公章的通知书,从里面取出一张递到我面前说:“你们盘信中学毕业的五个同学的通知书来了,全部都没有被录取。”

 这是我预料中的事。开始一段时间,我还抱有被录取的希望,因为我成绩好,可是从形式发展来看,阶级斗争抓得越来越紧。“大报小报都提出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去年我给铜仁地区公安处写的申诉信又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就知道升学没有希望了。吴必生部长见我沉默,便考验我,看我是否承受得住落榜的打击,他叫我朗读一遍通知的内容: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拿着通知书凑近煤油灯,认真地朗读了一遍。

 他见我很沉着,不失态,很满意。鼓励我说:“不要灰心丧气,在什么地方都能做出贡献,毛主席说农村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我感谢他的鼓励,匆匆地告别了吴部长,在夜幕里摸黑回了家。

 回到生产队,加夜班的队伍已经收工了。只剩下还没有燃尽的竹筒发出 微弱的亮光,零零星星地在夜风中摇曳。路边洒满了我们奔跑时掉落的牛粪。

 没有了欢乐的人群,看着在这暗夜里摇曳的灯火,失去了热火朝天的沸腾。老远望去,犹如道士驱赶鬼魅时点燃的阴暗鬼火,显得是那么的孤独和凄凉。我找到了放在田坎上的撮箕,急急忙忙地往家中跑。

 虽然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虽然说从形式的发展情况看,我早在心中意料到自己是“黑五类”子弟,是“狗崽仔”,升学无望,可真正的确定落榜了,自己就要在这块黄土地上挣扎一辈子,永远的和耕牛大粪为伍,心头就像失掉了什么,空落落的。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还好,每当休息时独自坐在一边,或者在黑暗的夜晚无人陪伴时,就会想起在学校时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文章,讨论数学,讨论物理、化学时的场面。想着自己设计的远大理想,从心里还是会涌出一阵一阵莫名的悲哀情绪。

 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真正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了。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徒步行走了一千多里来到北京串联,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并鼓励他们要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到农村、到工厂去串联,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发动无产阶级大革命。

 一场波及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首先一段时间,还是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话,搞徒步串联,不准乘坐火车和汽车。

 学生们三五个人一个串联队,扛着猎猎飘荡红旗,戴着鲜艳的“红卫兵”袖章,一队一队地从公路上路过。

 我和生产队的社员们在公路边劳动,看见这一队队威武雄壮的红卫兵队伍,雄赳赳地在公路上来来往往。他们看见公路边劳动的农民,还会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歌,给正在劳动的人们鼓劲。我心里酸溜溜的,不知是什么滋味。本来我也应该和他们一样,扛着红旗,戴着“红卫兵”袖章,参加史无前例的而又令人羡慕的大串联啊!

 县里的电影队每个月都要下来放两场电影。每当电影队来到大兴时,村村寨寨像过节一样高兴。生产队长会提前收工,早点准备夜饭,吃好了去看电影。远一点的寨子,他们早早的来到电影场地,孩子多的人家,男人们就用箩筐挑着孩子来看电影。

 电影队自己带着小发电机,在一块宽大的场地边支上两根晾衣服的竹竿,中间挂上一块幕布,放映机放在场地中间。等到人们差不多集中了,工作人员就拉响了发电机,开始放电影了,轰轰吼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

 在放正片之前,总要加放几个《新闻简报》宣传当时的形势。平时,我们不大喜欢看《新闻简报》,所以有一些调皮鬼就编了顺口溜说:“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来诅咒那些无聊的新闻简报。

 这时放出的新闻简报,全部都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情景,令我们十分向往。几千几万从全国各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聚集在那里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频频向千万红卫兵招手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的口号响彻云霄。

 千千万万个被接见的红卫兵幸福得热泪盈眶,我们站在这块电影幕下也深感幸福,也激动得热泪盈眶......

 劳动之余,晚上不搞政治学习时,我喜欢跑到寨子后边的小学校找石昌明和吴恩忠老师玩,从他们那里借些小说回来看。

 有一天,吴恩忠老师告诉我说:“据我了解,你们这届初中毕业的学生,全国大部分省都不搞招生,毕业生还留在学校中闹革命,搞串联。”

 听了吴老师的信息,我向周围的朋友打听,真的湖南省“六六届”不招生,四川省,云南省都不招生。那些毕业生还和在校学生一样,留在学校闹革命,搞串联。

 初冬时节,全公社集中劳动力,到大兴菖蒲唐的蚂蝗垅重新修建因为粮食关停工的大岩水库。我们六六届的几个盘中毕业生也都来了。中午休息时,我和石胜友把向忠华、凌君仙找来,尹大兴是居民人口,腿脚不方便,不能参加劳动,没有到场。

 我把吴恩忠老师告诉我的信息和我自己打探到的情况告诉他们,大家都很不平,很气愤。这不是坑害我们,剥夺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大串联的权利吗?

 最后,一致同意,给毛主席老人家写信反映,要求取消贵州省的这一次招生,允许我们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大串联。

 这个举动,现在看来十分可笑。可在当时,我们表现得确实是十分的虔诚。我当晚就起草了给毛主席的信,第二天到工地和大家讨论。下午,我跑到邮电局把这封信寄给了毛主席。

 一个多月过去了,毛主席没有给我们回信,我们急不可耐,决定先行动起来,自己先串联一些没有被学校录取,留在农村的同学返回盘信中学。

 说干就干,第二天。我和石胜友冒着风雨出发了。

 那天很冷,呼呼地寒风中飘着冻雨,路面还没有结冰,可一连几天的冻雨,把路淋得稀烂全是泥浆。人一踏上去,泥水便会浸没解放鞋。迎着冻雨的衣服前襟上结成了一层厚厚的冰壳,寒风把两只耳朵刮得通红,像钢针刺下一般疼痛。

 我们全然不知,想到即将重返校园,戴上“红卫兵”袖套,扛着红旗在马路上串联,心头就热烘烘的,一点也感觉不到寒冷。

 走了一天,赶到盘信,在阎代江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和阎代江三人又步行六十多里,赶到芭茅,找到了肖连富,在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了盘信中学。大兴的向忠华、尹大兴、凌君仙也赶来了。

 那时,盘信中学已经改名为“朝阳中学”。学校成立了“朝阳中学红卫兵联合司令部”,聂怡龙任总司令,滕树厚任总政委,麻文明任副总司令。全是他们六七级的,六八级的只有吴胜明,还是总秘书长。学校大权全部由他们掌管。后来,教师也成立了“红教工”战斗团,由龙再权老师任团长,龙成文老师任副团长,郭迪华老师任政委,陈启发老师任秘书长,服从“朝阳中学红卫兵联合总司令部”领导。

 大部分学生已外出串联,只有总司令部的几个头头领导不足百人的学生批斗走资派石继爵。

 我们回到学校,总司令聂怡龙,政委滕树厚接见。当我代表着六个返校的毕业生提出要求后,聂怡龙、滕树厚,二话不说,答应我们的要求,并表示热烈地欢迎“老大哥”返校支持他们闹革命,共同批判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砸烂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滕树厚当即下令,叫管后勤的温志勉老师把资金发给我们,制作红旗和“红卫兵”神套。

 我们六个人经过讨论,决定成立红卫兵“海燕造反兵团”。

 肖连富任团长,石胜友任副团长,我任秘书长。因为我是“四类分子”子弟,黑五类不能担任主要领导,为了避嫌。

 秘书长管理兵团内部事务,起草兵团成立宣言和内外文件,这个职位适合我作文成绩很好的学生,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加入了红卫兵,也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基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可是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总觉得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我们考虑再三,经过兵团讨论,最后作出决定,到铜仁地区教育局去讨个说法。

 我们一行五人,也和我们平时羡慕的红卫兵那样,扛着用金黄色油漆写着“海燕造反兵团大字的红旗,带着向往已久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套,从盘信出发了。

 已是严冬,山上白雪皑皑,公路积雪覆盖,车辆不能通行,我们只好步行,向铜仁走去。

 尹大兴不能长途步行,他就留在盘信中学等待我们的消息。

 铜仁是一个美丽的山城,海拔比大兴和盘信要低得多,冬天很温暖。很少看得见冰天雪地的景色。

 我们走了一天,黄昏时才到铜仁。这里没有冰雪,街道干净整齐,三合土砍成的大街小巷全是干的。到处贴满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到处都是揭露铜仁地区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耿万青之流的反动罪行。我们吃了夜饭,扛着红旗,排着队伍,从北门进了小十字街。

 这时,从老地委的大院传出了一阵“打倒耿万青”,“打倒徐艳江”的革命口号。不久,革命小将押着一群戴着用报纸糊成的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子的走资派,从地委大院涌了出来。

 那时候,各地的红卫兵,一串联到哪个城市,就会冲到哪个城市的最高行政机关,揪出那里的最高走资派进行批斗。

 我们“海燕造反兵团”本来也是要进地委去揪斗原地委书记耿万青的,没想到其他串联到铜仁的红卫兵已经走到了前面了,我们只好加入到这场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中去。

 每当一有批斗走资派的行为,不管是从外地来的红卫兵,还是当地的造反派,都必须站出来响应,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否则就会被当作“保皇派”被批判。因此,铜仁地区的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各机关部门和各工厂的职工包括郊区的菜农们,都汇集起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队伍,排山倒海,势不可控。

 铜仁城区最大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是铜仁中学的“11·10兵团”和铜仁卫校的“红战军”两个组织。他们领导着铜仁城区的革命行动,左右着这个小城的革命形势。

 参加完批斗大会,游行示威之后,我们回到铜仁师范接待站住宿。

 铜仁山城,四季常青,四周群山拱卫,东边的东山与西边的文笔峰遥相呼应,北边的七姊峰与架梁坡对峙,中间是碧绿的锦江流过。

 铜仁军分区座落在架梁坡脚下,架梁山口没有一个解放军哨所,一个连住在哪里,保卫着铜仁城区的安全。

 铜仁三面环水,东、南、西、北四门只有北门是陆路进城,其他三个方向都被锦江环绕。

 锦江是由从印江的苗王坡和江口的梵净山流来的大江和从腊尔山,七星坡流来的小江在铜岩汇合而成。小江碧绿深邃,它从北门的七姊峰拐弯流过渔梁滩,瓦窑河,经西门到铜岩和大江会合后,过中南门,下南门,到东门的水晶阁缓缓而下,经过湖南省的麻阳县汇入沅水进洞庭湖,汇入长江。

 历史以来,这是一条黔东进入下江内地的重要航道。人们把梵净山盛产的药材,松桃的桐油花生运出去,又从汉口汉阳带回布匹,食盐以及日用品。所以,船只来来往往,十分繁荣。在夏天汛期,涨水季节,梵净山脚下和八十坡脚下的山民,便用砍伐的圆木,编成一个个扎实的木排,从这条“黄金水道”运到山外,换回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铜仁的万山,是世界闻名的“汞都”。从那里采集出来的朱砂,水银闻名遐尔。内地的商人也是从这条重要的航道溯江而上,把这举世闻名的稀有金属卖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锦江水系,方圆几百公里,东从腊尔山西麓,西达梵净山,苗王坡脚下。是这些山溪沟壑,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无数条小河,孕育和滋养这一方人民。形成了特有的苗族,土家族和汉族聚居的“山民文化”。

 第二天,天气晴朗,铜仁山城笼罩在从锦江升起的晨雾之中。

 由于铜仁山城地势低矮,凡是晴天,早上就会大雾弥漫,待到十点钟左右,太阳才会把晨雾驱散。蔚蓝的天空艳阳高照,晴朗,明晰的山城便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

 七点钟,《东方红》的雄壮旋律唤醒了山城人、他们又开始了一天紧张而又激烈的生活。

 八点钟,我们准时来到了铜仁地区教育局,局长谢环耀和他的秘书在小会议室接见了我们。

 谢环耀这个全地区教育系统的最大走资派除了接受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批斗外,还要坚持上班,处理教育系统的日常工作。虽然说旧的资本主义教育路线以被批判,但是革命造反派还没有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我们还得要找他们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我是“兵团秘书长”,负责对外接洽事务。因此,这次还是我充当着首席发言人。

 我们五个红卫兵在小会议室的沙发上坐好,秘书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开水。局长首先发言:欢迎我们到教育局来反映问题,并询问我们此次来地区教育局的要求是什么。

 我作首席代表发言,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

 “第一,我们‘六六届’未被录取的毕业生要求返校闹革命。

 第二,未被录取的毕业生返校后,要和在校生有同等权利,能享受‘人助金’及国家的任何补助,有权利参加革命大串联。

 第三,要求废除全省的这次招生,把已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全部召回原毕业学校。

 谢环耀局长听了我提出的三点要求,他严肃地看了我们五人一眼,然后用缓慢而稳重的语言对我们说:

 “听了这位革命小将的三点要求,我给你们五个红卫兵表个态。

 你们提出的前两点要求,我代表铜仁地区教育局党组表示同意,并完全支持。唐秘书立即拟成文件,印发全地区各县,特区教育局,同意“六六届”未被录取的毕业生返回原毕业学校闹革命,享受在校生的同等权利。

 至于第三条,涉及全省,不是我们一个地区教育行政领导所决定得了的。所以,我不能答复。

 我建议你们,串联去北京,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映,由中央文革下文,取消贵州省这次招生。

 最后他又强调说:“你们带回来的一定要是中央文革的红头文件,必须加盖中央文革的公章,不能是传单形式。”

 听了谢环耀局长的答复,我们五个讨论了一下,考虑他说得也有道理。此次招生涉及到全省,一个地区没有权利废除,便同意了他的答复。

 达到了两个目的,我们从地区教育局出来,又到铜仁中学“11、10”兵团司令部串联,“11、10”兵团政委刘启明接见了我们。他简要的介绍了铜仁城区的革命形势,介绍了铜仁城区各大造反组织的情况,要我们都去与他们联系,组成全地区的革命联盟。

他还介绍说:“从北京下来了一个‘南下串联队’,主持指挥着我们铜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对中央的动态掌握得很好,你们去与他们联系,了解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和信息。”

 吃了早饭,我们又到铜仁“东方红”饭店找到了“北京南下串联队”。

 这个队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女生,她身材苗条修长,大概一米六左右,长得十分漂亮。鹅蛋形的脸上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态度很和气。

 她和我们五个人一一握手,欢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中学的红卫兵,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北京的情况。

 我们从她那里知道,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北京大学学生聂元梓写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接见了她,知道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些革命小将。

 她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了“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告诉我们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已在天安门城楼上第八次检阅了全国赴京的红卫兵。

 我们听的心情振奋,热血沸腾,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亲自目睹伟大领袖的奕奕风采。

 回到盘信中学,我们向红卫兵总司令部汇报了铜仁地区教育局的答复。秘书吴胜明认真地作了记录。

 政委滕树厚作指示:“我们再次热烈的欢迎毕业班老大哥返回学校,加强我们的革命力量,让我们用坚定的革命精神,向资本主义反动的教育路线开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听了政委的指示,我们也表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一定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滕树厚又对我们说:“你们暂时不要出去串联了。中央文革指示,冬季只是试行串联,明年春天才是大串联。希望你们还是留在学校,加强我们的斗争力量,明年再出去。”

 肖连富、阎代江和尹大兴三个人同意了滕树厚政委的意见,决定暂时不出去。我和石胜友仍然坚持冬天先走出去,到春天大串联时,其他同学出去了,我们和司令部一起,再留在学校坚持斗争。

 滕树厚见我们去意已决,便不再多说什么,同意我们的请求。

 我、石胜友、向忠华、凌仙君、沈淑珍组成了一个五人串联队。石胜友胜任队长,向忠华任副队长,我还是秘书兼宣传员。

 出发之前,由我这个秘书制订了串联路线,首先徒步一千里到湖南韶山冲,瞻仰毛主席在家乡发动革命的地方。再从韶山去长沙,又从长沙去江西瑞金,上井冈山,瞻仰红军根据地。之后到武汉,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行军路线制定,我又到秘书长吴胜明那里办好了串联证明手续,去总务处温志勉老师那里领取了串联费,最后到街上盘信粮站换取了全国通用粮票,买好打背包的带子和行军水壶准备出发。晚上九点过钟,大多数同学已经就寝,只有少数的同学还在床上的被窝里动相棋,摆谈着革命发展的形势。

 忽然,一阵紧急的集合钟声从办公室那边传来,同学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已经睡觉的学生连忙从被窝里爬起,穿好衣服,跑步到学校的操场上集合。

 百把名学生聚集在操场上,大声地相互打听,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秘书长吴胜明提着马灯从办公室出来。在前边照亮,司令聂怡龙,政委滕树厚跟着他走到操场。

 聂怡龙司令整理好队伍后高声宣布:“同学们,造反派的战友们,请大家肃静,现在听政委向大家传达刚刚收到的周恩来总理的最新指示。”

 听到说是周恩来总理的最新指示,同学们马上肃静下来。

 当时的中央、原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个领导人没有被冲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党内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和邓小平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党和国家再一次引向邪路。

 十大元帅除了林彪副统帅没有被冲击外,其他的全部被炮轰。

 中央文章领导小组,只是专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引革命的大方向,国家的日常事务和经济仍然由国务院掌握。周总理艰难地运筹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在后来的严峻的斗争中,尽自己的力量保护着革命干部和著名的科学家。因此,周恩来总理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滕树厚政委走到队伍的前面,高声宣布:“造反派的战友们,我们司令部刚刚接到从县里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最新指示,要求我们在校的红卫兵停止冬季试行串联,到明年春天再进行革命的大串联。已经外出的学生,要责令各地的革命组织和军队,动员他们马上返校。”

 滕树厚宣布完最新指示,我扫兴地回到寝室,闷闷不乐。大家分析着周总理为什么要宣布停止串联,这可是毛主席提倡的运动啊。

 后来才知道,红卫兵大串联,严重的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红卫兵们开始是徒步行走,可是到了后来,就不行了,只得乘坐汽车、火车。几百万青年学生,从大专院校,到中等专业学校和高中初中,纵横全国,南来北往。全国挤坐火车,正常的客运已经适应不了这声势浩大的串联队伍,货运列车也不能正常运行,全国的铁路运输几乎中断,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的损失。

 中央文革提出不能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可中国是一个有近十亿(那个时候)人口的大国,要吃饭穿衣,国民经济遭到破坏,就会影响到十亿人口的存亡。

 冬天,气候寒冷,交通运输受阻,红卫兵串联人员在一个地方滞留,造成危机和灾难。

 串联在井冈山上的几十万红卫兵,就因为下大雪,把上下山的道路封住,车辆不能通行,全部滞留在山上,粮食全部吃光,井冈山上一片混乱和恐慌。

 周恩来总理获悉这一情况,马上派空军支援,用飞机给井冈山空投粮食救援。

 周总理又发现多处出现类似情况,便请示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红卫兵停止冬季大串联”的命令,并号召学校红卫兵下乡去帮助农村发动文化大革命。

 我们听了周总理的最新指示,决定放弃北上串联的计划,响应到农村去,帮助农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

(二)

 第二天吃了早饭,由牛郎人沈淑珍带路,从盘信向牛郎进发。

 从盘信到牛郎,要走五十多里山路,全是翻山越岭,还要涉水过河。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团寨,从团寨到牛郎,还有二十多里远。其中要翻越四周最高的尖山,坡更高,路更陡。

 当我们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尖山山顶,心情豁然开朗。

 这座尖山,是周围最高的一座。放眼四望,起伏连绵的群山全都在我们脚下,悠悠漂浮的白云从我们脚下匆匆而过。我们犹如腾云驾雾,登临天界仙境。

 串联队的红旗迎着阵阵山风飘荡,戴在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在阳光下格外显眼醒目。

我坐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面,看着巍峨的群山,飘忽的白云,想着我们此行的神圣使命,心潮澎湃,充满了毛主席诗词中的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壮志。

 坐落在大山腹地中星罗棋布的村村寨寨将随着我们这些红卫兵的到来而沸腾,我们要带着他们一道,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滚滚洪流中。

 于是,我们五个毛主席的红卫兵,整齐地排在猎猎飘荡的红旗下,朝着东方,迎着山风,高声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淋漓的汗水被风吹干,爬山的疲劳被豪情驱走,我们激情满怀,下山了。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陡峭的山路,上山时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凭着那一时冲动的革命热情也坚持不了太久。下山时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着走,大腿酸麻疼痛,脚肚子瑟瑟发抖。

 我们一步一拐,连滚带爬,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下到了山脚。

 牛郎,是典型的山谷地貌,座座高大的山脉全是一片流沙。长年累月,雨水冲刷出一条条沟壑,形成放射状的山溪,把苍茫的大山切割成一道道峡谷。山民们便居住在这些深深的峡谷中。他们傍山依水,把房屋修建在这条条溪水两旁。大山的斜坡全是沙地,人们便在这这些沙坡上栽种油桐树,只有这种树适宜于沙地。牛郎方圆几十里,全是漫坡遍野的油桐树。

 夏天,油桐开花结籽,山民们便将树下的杂草除掉,让油桐吸收养料,茂盛地生长,孕育出饱满的桐籽。秋天收摘桐籽时,他们扛着竹杆,敲击着树枝,成熟的桐籽便从枝条上落下,沿着陡坡滚落在谷底的沙槽中。人们再用箩筐,背篼挑着,背着回家,放在阴凉处,让桐籽的外壳沤脆,然后用竹夹子把那些被沤脆的桐壳夹掉,剥出饱满的桐籽,再挑到油坊榨成桐油,用油篓子一桶一桶地挑出大山,从山外换回粮食、布匹、食盐、养儿育女。

 我们从尖山下到沟底,这里是一条约十几公里的大峡谷,峡谷中有一条潺潺的溪流从格老溪,倒马坎,关马坡、老屋场流过,才到中寨,关门洞。中寨是这条峡谷中最大的村落,寨子东头有十几株高大的枫树,因此这个寨子苗语叫“枫树坡”

 此时已是冬天,火红的枫叶已经飘落,只有如铁的枫树枝条在寒风中抖索。

 我们来到中寨,大家在干净的溪水边把一路上的风尘洗净,瘫坐在溪边的鹅卵石上,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

 这个寨子,全部是苗族人。那一幢幢木质吊脚楼栉次鳞比,在水边挺立,充满着纯粹的苗寨风格。

 我和石胜友是苗族人,便到寨子里去寻找吃的东西。

 在小溪边,我们推开了一家木楼的门,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正在灶间刷锅,准备煮饭。

 我便上前向她打招呼:“阿雅,(啊姐)你们有什么吃的吗,卖些给我们吧。”

 那妇女见我们两个很年青,又戴着:“红卫兵”袖套,很好奇,更惊奇的是我们这两个戴着“红卫兵”袖套的竟然和她一样是个苗家人,便用充满惊奇的声音对我说:“阿咪啊(哎呀),你们是阿熊(苗族人)啊!快来,进屋坐,我煮饭给你们吃。”

 这位阿雅热情的把还坐在沙滩鹅卵石上的几个也请到屋里,搬凳子给我们坐,才急急忙忙地烧火煮饭。

 吃了热乎乎的饭菜,我们恢复了体力,准备又步行去牛郎。

 从这里到牛郎,还有七八里路,估计要行走一个把小时。

 要走时,我把粮票和钱交给这位热情的阿雅。阿雅十分气愤,面红耳赤地责备我:“你们从大地方来到我们山沟里,是我们的客。又是阿熊,更是一家人。哪里有一家人吃饭要开钱的?”她用手推着我递去的粮票和钱,说什么也不肯收下。

 我们是红卫兵,要像解放军一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顿饭钱一定要付的。可阿雅说什么也不肯收,怎么办呢?

 我和阿雅僵持了一会,便重新坐在饭桌边,用汉话悄悄地对石胜友说:“你们赶快先走,等你们过河后我把粮票放在桌子上,就跑来赶你们。”

 石胜友就和他们几个先走了,阿雅又到院坝挽留一阵,目送他们过了门前的小河。我趁阿雅目送他们的时候,把钱和粮票放在饭桌上也跑了出来。

 阿雅知道我施了诡计,便急忙转身从桌子上取钱和粮票追赶。当她走出院坝,我已跳过门前的小河,赶上了石胜友他们。阿雅只得悻悻地责骂着我,并站在门前的院坝目送着我们,一直到我们转过山嘴,消失在小溪边之后才回家。

 到了牛郎街上,已经是黄昏。牛郎是区府所在地。那个时候,为了迎接红卫兵大串联,上级命令,凡是公社一级以上的政府所在地,不管繁华或者偏僻,都必须设立“红卫兵接待站”接待“毛主席的客人红卫兵”。各地要热情周到,不能怠慢。稍有不周,这些“毛主席的客人”就会毫不留情的把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揪出来游街示众,批判他们对毛主席老人家的不忠。

 这天晚上,我们就住在牛郎区府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

 主管接待站的是牛郎区人民政府的秘书龙根才,他也是从盘信中学毕业,是我们的校友。因此十分热情。在他乡遇到校友,更显得亲切,他和我们长谈到深夜。

 牛郎街上是牛郎区委区政府的所在地,还没有成立群众造反组织,贫下中农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

 我们串联队的红卫兵,就分头做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情况,发动群众。

 队长石胜友带着向忠华和凌仙君找到区府机关,牛郎公社机关以及学校、医院、各单位革命群众,动员他们积极地站出来,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我和沈淑珍就深入牛郎大队,去发动农村的贫下中农起来革命。

 经还留在农村的舒小河同学介绍,牛郎街上几个生产队最有觉悟的贫下中农是莫广前、张麻子、高世明几个人。

 我们分别找到他们,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宣传了革命形势。

 张麻子、莫广前、高世明表示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组织发动革命造反派,向牛郎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把他们批倒、批臭。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工作,农村工作基本完成。革命群众在酝酿成立牛郎贫下中农红色造反兵团。

 牛郎区,牛郎公社和区委机关,公社机关的干部职工也准备成立红色造反队。

 一个星期后,我们朝阳中学红卫兵造反兵团的司令聂怡龙,带着总部卫生部长刘仙妹到牛郎检查我们串联队的工作情况。

 刘仙妹是我们中学六八级的学生,她中等个子,长得很丰满,两条短辫子搭在肩膀上,脸上时常带着笑意。

 身上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自制的黄色女式军装,腰束着牛皮带,把刚刚发育的胸部更加显眼地凸显出来。胸前还别着几枚一些同学从外地串联回来赠送给她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头上戴着也别有红色毛主席像章的黄色军帽,真是英姿飒爽。

 刘仙妹是牛郎公社凯保大队白果坝生产队人,母亲尹林芝是凯保大队党支部书记。

 晚上八点钟左右,我们刚向聂怡龙司令汇报这一周的工作情况,准备休息时,忽然听到一阵从牛郎猪场河坝边传来隐隐约约的口号声。

 牛郎,坐落在大山的山窝中,是三条峡谷的中心,从黄腊溪流下的小河经木寨,楠木沟白果坝,鸡公田到这里和从格老溪流出经倒马坎、千个坡、中寨、关门洞的小溪汇合,形成了牛郎河。牛浪河半边围着牛郎街流到檀木懂便向东流去,到铜仁汇入锦江。

 一到雨季,洪水从四周高山上冲下的流沙便会填满原来的河床,向四处泛滥,牛郎年年基本上都闹水灾。河床一年要改道好多次,为了彻底根治牛郎的流沙,省里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水土保持站。”

 当口号从猪场河坝,沿着西街一条拾级而上的石头巷子:渐渐清晰起来。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打倒凯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尹林芝”“打倒朝阳中学的保皇派!”

 粗狂的口号声和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在牛郎区府的门前停了下来。

 “打倒走资派!”

 “打倒朝阳中学的保皇派!”

 我们串联队的五个同学不知所措,面面相觑,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哪些地方得罪了革命造反派。我们除了在牛郎街上几个生产队活动,发动莫刚前,张麻子等人组织造反战斗队外,从来没有和凯保大队的贫下中农接触,也从来没有去过凯保大队,他们那里的当权派是谁也不知道,我们“保皇”从何说起啊?

 听着门外造反派愤怒的声讨,激烈的口号,我和向忠华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把事情解释清楚。

 刚打开大门,几十名造反派队伍一下子涌进了区府,气势汹汹。我和向忠华急忙从楼梯跑上区府大楼。我们串联队五个人加上司令聂怡龙,卫生部长刘仙妹七个人站在楼前的木栏杆边。

 造反派的十几杆红旗排在队伍的前边,高高的旗杆直伸楼顶,在我们面前来回挥动。

 “打倒保皇派!”

 “把保皇派聂怡龙、刘仙妹揪下台来!”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听了造反派的这些口号,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凯保的革命群众矛头是指向我们的司令聂怡龙和卫生部长刘仙妹!

 因为聂怡龙和刘仙妹回牛郎时先到刘仙妹家吃了晚饭后才到牛郎区红卫兵接待站来找我们。

 他们两人,戴着鲜红显眼的“红卫兵”袖套,大摇大摆地进到刘仙妹家。刘仙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这样的英姿飒爽,又带着号称“司令”的红卫兵同学,十分高兴,帮她长了脸,觉得有了依靠,便到村里去炫耀她女儿有出息,是红卫兵小将,看谁还敢来造她这个大队当权派的反。

 白果坝的革命造反派被激怒了,贫下中农宋益军便组织队伍,冲到牛郎大街上,向我们朝阳中学红卫兵赴牛郎串联队示威。

 我明白了这回事,站在区府楼上,大声地对他们说: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误会了。我们和你们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是坚决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绝不是‘保皇派!’”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坚决揪出聂怡龙、刘仙妹这两个铁杆保皇派!”

 下边的群众不听我的话,还是愤怒的矛头直指向聂怡龙、刘仙妹。

 一会儿,牛郎街上的高士明带着一群队伍,扛着红旗也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涌向凯保造反派的后边。

 杨光明振起手臂高声呼喊:“革命战友团结一致,一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石成清开火!”

 “打倒石成清”!“打倒龙金明!”“打倒刘常生!”牛郎街上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牛郎区委书记石成清,区长龙金明,副区长刘常生。

 凯保的造反派也只得跟着高呼“打倒石成清,”“打倒龙金明”“打倒刘常生”的口号,把指向聂怡龙、刘仙妹愤怒矛头缓解了。

 牛郎街上的造反派头头张麻子找到凯保的头头宋益军,告诉他说:

 “老宋,要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能把矛头指向革命小将,我们斗争的矛头应该是走资派。”

 宋益军听了张麻子的话,不敢再说什么。他不敢背上“干扰革命大方向”的罪名,只得和街上的造反派一起,同仇敌忾,把牛郎区委书记石成清,区长龙金明,副区长刘长生揪出来批斗。

 我们红卫兵串联队也加入了这场批斗。凌君仙、刘仙妹、、沈淑珍三个女生,从办公室里找出报纸和浆糊,连忙糊了三顶高帽子,我和石胜友,向忠华找了几个硬壳纸箱,做了三块黑牌子,写着“打倒石成清”,“打倒龙金明”,“打倒刘常生,”并在三个人的名字上分别用红笔划上醒目的大马×。

 批斗了个把小时,革命群众押着这三个走资派游街示众。各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纷纷加入到这革命的洪流中。

 牛郎区的文化大革命,借着这股东风,蓬勃发动起来了。

 牛郎街上在莫广前、张麻子,髙世明,杨光明等积极分子的领导下,组织了“牛郎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团。”联合凯保大队,松树园大队的造反派,组织了联合兵团,与牛郎区的走资派进行斗争。揪出了以石成清,龙金明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三)

 街上的革命形势大好,还有偏僻的乡村没有发动。我们这些红卫兵,要当“星星之火”到偏僻的乡村去发动,去煽风点火,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熊熊的燎原大火,燃遍全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于是我们进入了大河沙大队。

 大河沙大队,座落在牛郎大山的又一条折皱带之中,地势更加狭窄。

 从凯保大队进去,是一个狭窄的山口,沿着这山口行走三四华里,是四茶园峡谷,四茶园寨子的房屋分布在峡谷的两边陡坡上,中间有一条从毛豆坪发源的小溪流过,流出凯保山口,进入木寨河然后汇入牛浪河。

 过了四茶园峡谷,地形才渐渐开阔,形成一块不大的坝子。这里全是苗族人,他们居住在大山腹地之中,靠山吃山,栽种着漫山遍野的油桐树、劳作,生息。

 大河沙大队管辖毛豆坪、大河沙、大茶园、四茶园等六个生产队。

 我们串联队在四茶园的田志海家搭伙,他刚从部队转业,革命热情很高,才结婚不久,新娘很贤惠。不会讲汉话,只有我和石胜友能和他交流。

 田志海家隔壁是原来大地主的一幢大房子,土改时分给贫下中居住了。现在还有一间房子空着,他就把我们三个男生安排在那里,两个女生安排在他家吊脚楼上的房间。

 田志海对我说:“小吴,你们现在住的是吴向必的房间呢!”

 吴向必,当时是我们松桃苗族自治县的县委书记,老家是牛郎人。家里很穷,父母双亡,从小就到四茶园这家财主当长工。

 解放初期,吴向必就通过毛豆坪的白凤山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参加地下活动,土改工作队进村后,他和工作队一起,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斗争。

 吴向必的事迹,我县作家龙岳州已在他的作品《强者的脚步》中作了叙述。

 解放后,吴向必任中共牛郎区委书记,后升任铜仁县委副书记。一九五六年,松桃成立了“苗族自治县”。因为牛郎区所管辖的沙坝乡、木寨乡、大兴乡是苗汉杂居,银岩乡全部是苗族聚居。松桃成立了苗族自治县,就把原属于铜仁县管辖的牛郎区划归松桃苗族自治县管辖,吴向必任松桃苗族自治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石孟明任松桃苗族自治县的第一任县长。

 他外出工作后,土改时分的这一间房子一直空着,现在田志海把我们安排在这里住宿,也是我们串联队的队部兼办公室。

 大河沙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叫龙胜友,是我的“同年满,”他和我的满叔吴冬云打老庚,吴冬云死后就很少来往了,我不认识他,只听父亲说过。

 他现在成了大河沙大队的走资派,为了革命,我只好“大义灭亲”了。

 我们和田志海、龙福堂一起,到大河沙各个寨子发动群众,揭露龙胜友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罪行,提高贫下中农的觉悟,联合起来,打倒这些走资派。

 以田志海,龙福堂为首,组织了“大河沙大队贫中下农造反团”,批斗大队走资派龙胜友。

 批斗龙胜友的那一天,我主持会场,当把他揪上台进行批斗时,我一直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

 讲老实话,毕竟还是有着一层亲戚关系,心中依然存在着保护他的意识,

 我守护在他身边,大声的告诫着批斗他的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个提法当时很时髦,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改造人们的灵魂和世界观,不是打到人们的肉体。

 大河沙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我们又从大河沙大队步行,翻越毛豆坪大山,进入了沙坝乡的桐木坪大队。

 桐木坪大队全是居住高山顶上。从泡木林到猫脑岩,五六个寨子散落在方圆十几里的山间。大队贫协主席杨老大,五十多岁,高个子大汉,满脸胡须。他不辞辛苦,领着我们走村串寨,发动群众。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也把居住在山里的贫下中农发动起来,组织了桐本坪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团”

 “贫下中农造反团”成立那天,沙坝河大队十八岁的民兵连长杨德章也带着沙坝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团前往桐木坪助威。

 桐木坪的革命形势也打开了局面。这时,年关已近,一九六六年腊月十六日,我们这个“朝阳中学赴牛郎串联队”宣布解散,各自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