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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传奇的岁月》(纪实连载七)

来源:本站 吴胜前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7/07/07 16:08:47

盘信中学,我梦绕魂牵的母校

(一)

 小学毕业了,六年来,经历了人间最苦难的三年。我们寨子和我一同发蒙的十几个伙伴和兄弟,都因各种原因停了下来,只有我一个人踉踉跄跄地一步一步地熬了过来。

 吴恩忠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十个同学到牛郎区的医院去体检,原来班上的两个美女吴牛妹和王玉英在四年级的时候留级了,只剩下十个清一色的男子汉。

 牛郎离大兴有四十多里,那时还没有修通公路,不通车,只得步行。

 班长尹大兴的腿脚不方便,不能行走。但是体检是不能耽误的,他父亲就背着他和我们一起下牛郎。

 他父亲叫尹正,江苏人氏,解放初期到大兴落户。他身材特别高大,赶大兴场的时候,只要他在人群中走动,人们大老远就可以认出来。因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要比所有的人高出一个头。

 他的历史很复杂,在土改划成分时无法定性,最后只得把他划为“自由职业”。据说他是国民党军队的排长,人们也叫他“尹排长”。后来把他安排在国营大兴饭店当厨师,他老婆也安排在一起当服务员。平时尹正炒菜卖饭,赶场天下面卖粉。

 后来传说他是为了执行蒋介石的一道秘密任务而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士兵。

 临解放,蒋介石把国库的金银财宝转到台湾。解放军攻打重庆,他还来不及把这些财宝全部运走,就命令胡宗南派一些士兵运几车财宝藏在湘西和贵州交界的山洞里。运送财宝的士兵把这些金银财宝埋藏之后,就地疏散,化整为零,在周围地区落下户来,暗中保护金银财宝,等待反攻大陆成功,再把这批财宝取出。

 尹正讲话和这里不同,也不是普通话,而是江苏话和大兴话的混合,叫人半懂不懂。

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是在盘信中学举行。当时全松桃县只有三所中学,一所高中部: 松桃中学、梦溪中学和盘信中学,高中部设在松桃中学。盘信中学是省立民族中学,专门为松桃培养苗族干部,后来松桃的县长、书记以及各部委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从盘信中学毕业的学生,故有“松桃的黄埔军校”之称。

 六月份,吴恩忠老师又带着我们去盘信中学考试。这时候,全班只有八个同学参加升学考试了。虾蚣溪的欧老汉母亲去世,考不成了。我们寨子的聂胜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肯去参加考试。

 去盘信也有四十多里远,但这里有马路,通车。每天从铜仁发一部松桃班车,从大兴经过。等十个人要想一起坐班车到盘信去是不可能的。吴老师把我们带到大兴饭店,要尹大兴家父亲帮我们拦货车。

 尹大兴家父亲在饭店工作,过往的司机有时要到他那里休息、吃饭,他熟悉了好多司机,所以他满口答应下来。

 不多久,来了一辆解放牌货车,老尹招手。车停了下来,是他熟悉的司机,正好这部车要去盘信粮站拉粮食。去的是空车,我们和吴老师还有老尹及全班同学就坐着这辆车去盘信。

 我们大多是第一次坐车,心情十分激动。个个站着,双手紧抓车篷杆,兴奋地看着两边的山树飞一样的往后倒去,非常刺激,不时发出阵阵惊奇的叫声。

 盘信中学设在盘信的下街,离粮站还有两里远,我们一伙叽叽喳喳地穿过盘信街,朝盘信中学走去。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出现在我们面前,地势平坦,河水流得很慢,水绿茵茵的,像一条碧绿的玉带。

 又有一条清澈的水渠从盘信中学校门流过,这条水渠,是专门供盘信中学师生饮用的。

 盘信中学创办于一九五六年,据说把校址选在这里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水。有了这条水渠,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的确十分方便,师生们可以直接从小渠里挑水饮用。

 盘信中学的食堂设在离水渠两米多高的坎上,工人们设计了一个水车,安放在从棚井流下来的水渠中,让水冲动水车转动。把水倒上一条木枧,木枧直接架到食堂的水缸里,这样食堂的工人就不用去挑水了。

 天气很热,休息的时候,吴老师带着我们到棚井上边的水塘中去洗澡。我们菖蒲塘寨脚也有一条小溪,并修有两口水塘蓄水,灌溉田地。每年暑假,我们都在水塘里玩耍,所以我会游泳,并且水性很好。

 到了棚井边的小水塘,我脱掉衣裤,头一个“噗通”一声,跳进了水中。

 “啊呀!”我一声惊呼,不到五秒钟,急忙从水塘中爬了起来。大声叫喊:“水冷得很,我受不住了。”

 原来这里的水和我们寨子水塘的水不同,它冰冷刺骨,人下去不到五秒钟就得上来,否则就会吃不消。这股水是从山洞中的阴河流出来的,冰冷刺骨。

 同学们知道了,都纷纷下河,泡一下就爬上岸来,不敢在下边停留。

 经过那次升学考试,我爱上了盘信中学。从盘信中学回来,我多次做梦考上了盘信中学。

 八月十九日,吴老师叫我们到学校去领通知书。全班八个人参加考试,七个人被录取,只剩下保云的满长喜落选,升学率百分之九十几,大兴完小考得最好。

 满长喜的成绩不是最差,为什么考不上呢?当时我们都感觉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全班八个人只有他一个是出生地主。我虽然是“四类分子”子弟,可我的成分还是下中农,怕是有所区别吧。

 上学那一天,是我大舅护送我们。因为大舅的儿子,我的老表石胜友也和我们一起考上了盘中。

 石胜友比我小一个年头,我们一起发蒙,在同一个班,并且同坐一条板凳,一直读完小学,又一同考进盘信中学。

 那天天气很热,早早地,太阳就从东边的竹林里升起来。不久,大舅从保云挑着行李引着石胜友到我家来邀我。

 我家很穷,生活十分困难。因为我父亲不仅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成了“四类分子”还因为指使王俊州偷生产队上的粮食,属于贪污行为,被责令罚款三百元。我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才勉强凑齐这三百元交罚款。家中又有了五姊妹人口多,劳动力少,抢不了多少分。每年分红,都是欠款户。我大舅原来是大队会计,领导班子调整后,他回到保云当生产队长,没有受到什么挫折。并只有石胜友和表妹石金爱两姊妹,人口少,劳动力好,生活条件比我家好多了。

 我一年到头只有一套衣服,换洗时就坐在家中,等干了再出门。记得都六年级的时候,妈妈从地摊上给我买了一条三角裤,夏天,我就穿着那条三角裤去上学。当我领操时,站在全校老师和几百名同学面前,羞得紧紧的夹着两条腿,一点都不敢动弹,免得鸡鸡露出来,让全校师生笑话。

 我妈妈说:“哥,你等一下子,让我找一件烂衣服补,让老猫(老猫是我的混名)拿去换洗。”

 “不要补,不要补。”大舅连忙摆手制止我母亲,接着说,“胜友带了六套衣服,他两老表去换洗足够了。”

 其实我妈妈根本拿不出什么烂衣服可补,只是这样说说套着让大舅把她想说的话说出来。

 于是,大舅挑着铺盖行李,我和我老表骄傲的走在前边,趾高气扬地奔赴盘中读书去了。

 到了盘信中学,办好注册手续,大舅反复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相互照顾,便回家了。我和石胜友、尹大兴三个同学分在初一(2)班,仍然和石胜友坐同一桌。

 开学那几天,天天开太阳,天气十分炎热,我害了红眼病,就是前边说的“烂眼瞎”。早上,天气清凉还好,勉强可以上课。一到中午,太阳炙烤,就像几十根钢针刺扎一般难受,两眼红肿得根本睁不开眼睛。

 十二岁的孩子,第一次远离亲人,远离故乡,在困难时刻没有谁来照顾,我很无奈。班主任张世钦老师从学校医务室取来了一支眼药水,可是不管用,眼睛仍然红肿,仍然疼痛,我也只得苦苦地熬着。

 学校食堂餐餐吃的是南瓜汤,皮子是不兴刮掉的。开始来学校那几天,吃不习惯,四两七钱的米饭总吃不完。一个星期过后,感觉不够了,就争着喝南瓜汤。

 十多天还是不下雨,天天烈日当空,热的实在受不了。我从家里穿来上学的那套衣服是厚厚的蓝咔叽布做的,汗水浸透了被晒干,晒干了又被阵阵汗水浸透,如此反复的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背上、肩上印上了一片一片白色的汗渍,发出阵阵难闻的馊臭味。

 又加上天天喝南瓜汤,南瓜汤滴洒在衣襟上边,从上往下流淌,十多天没有换洗,形成了厚厚的两行黄色的污垢,就像沾着两行黄色的粪汤。

 我是光着身子跟大舅和老表来上学的,除了身上穿的这一套衣服,铺的盖的全是胜友老表的。由于家里穷。吃穿都不如他,他本来就不喜欢我,再加上我现在如同乞丐的样子,这样的龌龊、肮脏,就更加厌恶了。

 下课时不和我一起,上课时虽然同坐一张板凳,可尽量地远离我,不让我挨着他。还好,碍于他父亲的反复交待“要我们互相照顾”,还不赶我走,仍然和我一起睡觉。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穿在身上的衣服感觉时时刻刻都是湿漉漉的,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吃完午饭,我和他一同回到寝室,趁着他拉开箱子收碗时,便低声下气用打颤的话哀求他说:“表,你取一套衣服借我换一下,我这套脏的实在不行......”

 “这个卵人,自己又不兴带,要穿老子的衣服,哼!”说完,“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咔嚓”一声锁了。用手提着钥匙链子故意的绕着长圈,看都不看我一眼,从我身边扬长而去。

 我一个人站在床前,一下子愣在那里,像僵了似的。嗓子眼像塞了一把粗涩的谷糠,喘不过气来,泪水哗哗地涌了出来,不断连地往下流淌。

 好久,我擦干了眼泪,继续穿着我那套被汗水浸透的,发出阵阵馊臭的衣服去教室上课......

 咬着牙熬到了星期六,上完课,中午,我向班主任张世钦老师请了假,一个人,流着泪,从盘信步行四十多里回家。

 天擦黑的时候我才进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又累又委屈,狠狠地放声大哭了一场。

回到学校,盘信中学重新组织少先大队领导班子。我这个大兴完小的大队长被抹得一个职位也没有,反而是副大队长李亭昌当上了大队委员,我心里很委屈,但也没办法。

 星期一晚上,该彭永鹏老师的语文课,可班主任张世钦老师却拿着厚厚的点名册和学生档案进了教室。她站在讲台上宣布:“今晚的自习,我们不上课,全班同学讨论,评‘人民助学金’。”

 “人民助学金”简称“人助金”是国家专门发给学校的一笔经费,用来补助家庭困难的学生作为生活费的。如果评上了,在初中三年中可以每月领取。

 张老师按名册点出一个个同学的名,被点到的同学就站起来,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有几个劳动力,兄弟姐妹有多少。

 我很高兴,我家姊妹多,劳动力少,按条件应该享受一等人助金。

 可是,全班同学的名点完了,人助金也评定了,没有我和彭清华的名字,我以为老师搞掉了,便举手问道:“张老师,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张老师看了我一眼,露出同情而为难的目光,说:“你们是特殊情况,不能享受人助金。”

 为什么呀?我百思不得其解,也不敢再问张老师。

 下晚自习后,我找到彭清华同学,因为他也没被念到名字,也是特殊情况,便去问他是否知道原因。

 彭清华同学是松桃城头人,按理说他应该在松桃中学读书。这一届,不知为什么,竟然有十多个同学从松桃县城关镇分到盘信中学,彭清华就是其中一个。

 他是城里人,又比我大两岁,见识广,应该知道为什么我和他不能享受人助金。

 他问我:“你家父亲是不是也‘戴帽子’?”

 “戴什么帽子?”我不解地看着他。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帽子。”他告诉我。

 啊!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父亲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农村叫“四类分子”,属管制对象,就是戴“四类分子”帽子。

 彭清华告诉我,他父亲也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团长。尽管已经被镇压了,但历史不能抹掉,他依然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所以我们不能享受人助金。

 这时,我才联想到少先队为什么把我这个大队长的职务抹得一干二净,连个委员都不让我当的原因。

 曾经压在我心头一年多的“黑五类”阴影又重新重重地笼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精神也突然颓废起来,成天闷闷沉沉,再也无心进取了。特别是对政治课更加没有兴趣,总把政治和家庭出身联系起来,以为分数考得再高也无济于事。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半期过后,石胜友渐渐地和我疏远了。他家条件好,有钱花,于是就天天跟着大兴街上的黄贵先,形影不离。

 黄贵先,是银岩大桑坪人,他家祖祖辈辈是铧匠出身。父亲黄炳阳、大哥黄金先都被安排在大兴铁业社工作。除了每月按时领工资以外,农忙时他家便下乡去给农民倒铧口,除了上交铁业社的工资外,还可以大赚一笔,因此很有钱。他父亲私人买了一匹马,下乡时用马车拉工具。他大哥和他每人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黄贵先骑车的技术很熟练,羡慕得我们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石胜友和黄贵先玩了之后,就不再要我和他睡在一起了。一天吃了夜饭,他对我说:“今晚黄贵发先要和我睡,你自己找地方睡吧!”

 下了晚自习,我无处可去,不知怎么办才好。从厕所里解完小手出来,便站在路边的一株老梨树下发呆,泪水也不自觉的往下淌。

 这时,我们院子读初三的潘官发下来了。他解完手从厕所出来,看见我站在树下流泪,便问我:“是哪个欺负你了?”

 潘官发比我大四岁,长得高大壮实,脸型方正,目光有神,是属于“头大脑门宽,长大好当官”的类型。初中的时候就梳着大翻头,像毛主席的头式一样,我们都称为“主席头”。

 他很有同情心,好打抱不平,见到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行为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我看见他,并听到他问我,心头就一下子觉得有了依靠,便把石胜友赶我走,不准我和他睡的事告诉了潘官发。

 他听了,大骂道:“这个卵崽这样不讲情义!”并对我说:“哭哪样卵?他不要你睡,你稀卵和他睡,今后和我睡就是了,走!”

 说这就拉着我的手朝他们初三的寝室走去。在他读完初三的一年里,我一直和潘官发睡,直到他毕业,考上了松桃高中。因此我认识了他们班上的龙益飞、龙树坤、龙树堂、杨群、麻绍玉等同学。

 潘官发对我很照顾,除了上课,其余时间我都和他在一起,不管是上街买东西还是在操场上打篮球,好多同学把我当成了他的小舅子。

 因为潘官发在读初二时家里就叫他结了婚,爱人也姓吴,和他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叫吴关爱,所以同学们都把我当成了他的小舅子。直到我后来参加了工作,分到了盘信中学。有一次我和龙雨安校长到花溪乡去家访,住在花溪小学校长龙成云家中。他是潘官发的同班同学,也认识我,摆谈起学生时代,才知道我不是潘官发的小舅子。

 冬天到了,那些年天气很冷,农历十月下旬就开始下雪了。

 一天早上起来,下了厚厚一层雪。打了起床钟后,各自就奔到教室去上课。

 我没有棉衣穿,母亲从地摊上给我买了一件脱了毛的旧纱衣套在身上,根本就御不了寒。中午吃饭时,我们回到寝室,潘官发看见我冷得直打寒颤,瑟瑟发抖,便问我说:“你没有棉衣?”

 我说:“没有。”

 他嘟嘟噜噜地低声骂着:“这个卵崽崽,没有棉衣穿也不告诉我,看你冷成那个卵样子。”边骂边把套在外边的长大衣脱了下来,从身上把一件小棉衣脱了叫我赶快穿上。

 我接过这件还散发着潘官发体温的棉衣,急忙穿上,一股暖流散满全身,一直温暖到我的心头。写到这里,我的心里还是暖烘烘的!

(二)

 初中一年级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了,除了语文还能保持七八十分外,其他科全部下降,特别是数学,更是差得提不起来。期末考试不及格,是补考升上初二的。

 数学老师姓郭,叫郭迪华。他很年轻,四川人,刚从重庆师范学院毕业。与他一起分来的还有陈启发老师,也是数学专业,教初一(1)班数学。

 盘信中学当时有好多老师是从四川人,教我们语文的彭永鹏老师、教物理的彭孝基老师、教生物的曾光先老师,还有初三化学的王彝泰老师,他们都是四川人。

 曾光先老师有个侄女叫曾焕荣,人长得漂亮,戴着眼镜,很风流,经常和男生混在一起。据说和我们班上的班长、学生会主席龙恩贵很好。她比我们高一级,是六五级的。 她毕业时,和龙恩贵在棚井的拱桥底下过了一夜。这些都是听班上女生说的,没有经过考证,不知是真是假。

 我们这一级分两个班,女生很少。学校分班时把女生分得很平均,每班三个。我们班的三个是龙玉莲,长兴黄板人,很朴实,短头发,身体不大好,脸色成天蜡黄蜡黄的,我们背地里叫她“黄种子”。后来修飞机场生病死了,才二十多岁。

 还有一个叫杨秀兰,盘信长坪人,个子矮小,后来是我同桌。另外一个是刘可桃,牛郎街上人,圆脸上配着一双秋波盈盈的眼睛,谁看见都会停下来多注视她几眼,用现在的话说,“回头率”很高。还有两条拖到衣角的长辫子,乌黑发亮,走起路来左右甩动,更有一股风韵。

 每到上数学课,我总发现郭老师的眼光盯着她的频率是最高的。学生做作业时,他往刘可桃的座位活动得最多。每当刘可桃向他提问,要求讲解难题时,郭老师就会挤着和她坐在一起,讲解得很认真。还时常把另一只手往刘可桃的背上搁,时而挨在她的肩膀上。

 这也难怪,现在想起来也很正常。刘可桃那时已有十五六岁,正值豆蔻年华,郭老师二十出头,青春年少,怎么不心猿意马啊!

 初二上半期,石胜友入团了。他胸前别着金闪闪的团徽,在我面前有意的炫耀,我仿佛一下子从谜团中警醒过来。

 我和石胜友一起发蒙,一起同坐一条板凳六年。他的成绩一直不如我。在小学我是学校老师的“宠儿”,我当少先队大队长时主持学校的各项活动,他都是很勤快的帮我打下手,根本不能和我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现在他加入了青年的先进组织,走到了我前面,压了我一头,一股不服气油然而生。

 为了争这一口气,我把散乱的心收拢,振着精神,认真学习,不再受别的干扰了。

 我的基础本来就好,只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课,成绩就上升很快。

 班主任张世钦老师看见我进步,很高兴。她知道我的家庭很困难,因为父亲的问题不能享受人助金,就在评“民族补助费”时照顾我。

 盘信中学是省级民族中学,每个学期国家都要拨几批经费补助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这笔补助费不分阶级成分,凡是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都可以享受。每次有“民族补助费”时,张老师总是给我享受最高等级,可以拿到七八块钱。

 那时候的七八块钱,可以办很多事情。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开支只要六元。到了初二年级,学校利用每周三节课(一个下午)的劳动课时间,发动学生自己砍柴自己种菜,供应食堂,减少学生伙食费。

 那几届学生,是从三年困难时期恢复过来,一些在饿饭时辍学的学生因为生活好转而重新插班读书,所以年龄参差不齐,悬殊很大。我们进初中十二岁,属于正常现象,可班上还有十七八岁,甚至二十岁的同学。

 比如班长龙恩贵、团支部书记麻甲军、生活委员麻昌成、劳动委员石邦银,他们都在十七八岁以上。因此搞劳动、砍柴、种菜各班都搞得很好。伙食团采用轮流制度,一个班供应学校伙食团一个星期的柴火和蔬菜。轮到哪个班供应,炊事员就到哪个班去挑柴火、到哪个班的劳动基地找蔬菜。

 采取了这个措施,不仅真正体现了劳动课的意义,而且解决了实际问题,减少了学生的负担。生活费从原来的六元减少到每个月四元了。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一个星期还能吃上一顿肉。

 随着年龄的增加,心眼也活跃起来。每次学校评给我“民族补助费”,都悄悄地瞒着家里,用这些钱置办衣服。

 “马靠鞍装,人靠衣装”。从初二以后,我不再那样邋遢。夏天时有了汗衫、背心和白衬衣,冬天有棉衣和两三套衣服换洗,人也精神了许多。人一精神,心头更加舒展,学习成绩不断上升。在初二下学期班委会改选时,我被“另提名”的形式出现在班委会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以超过了半数的选票进入了初二(2)班班委会。用班主任夸张的话说:“让我们把吴胜前这个光辉的名字写进初二(2)班班委会的名册。”

 当上了班干部,学习劲头更足,成绩也越来越好。于是,我积极地向组织靠拢,郑重地向团支部书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虽然我还是“四类分子”子弟,可是党的政策是“要看成分,但不唯成分论。”要体现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发展一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加入自己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可是,团支部讨论了几批申请入团的积极分子,也发展了几批同学加入共青团,却都没有我的名字。“黑五类”这顶帽子实在是太沉重了,我不气馁,咬着牙,接受着组织的严峻考验。

 在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中,初二年级的学业结束了。暑假过后,我应该读初三毕业班了。

 暑假里的一天夜晚,我们全家人坐在院坝外边一颗老李树下乘凉。那天晚上天气很好,天空布满了星星,纺车娘在茂密的西瓜丛中鸣叫,萤火虫在竹林间时隐时现。院坝脚下的小溪咕咕噜噜地发出低沉的水声,似在不断地述说着远古的往事。隔壁就是一坵稻田,绿油油的,在夜色中浓墨一片,青蛙在田中呱呱地吵闹着。这自然天籁仍然和千百年前一样,它们是不会受社会的形势左右和影响的。

 父亲从坡上割下艾草,绑成胳膊大的一束,在太阳底下晒干,晚上专门用来熏赶一群一群围绕在人们身上吸血的蚊子。那一缕缕清香的烟雾,是那群“吸血鬼”的克星。

 我用蒲扇扇着凉风,想到了学校几次申请都不能入团的事情,心里头不大好受。看到父亲坐在我的身边,便忽然想了解一下他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那个组织。

 “爹,你在解放初期真的拉得有一伙队伍吗?”

 “真的,可只搞了一个月就解散了。”父亲回答。

 “你们那个组织有名字吗?”我又接着问。

 “叫‘治安队’,是有人发牌的。”父亲回答。

 “哎!”我叹息了一声,接着又问,“你知道这个治安队到底是好还是坏吗?”

 我父亲站起身来,举起艾草,用力地晃动着,把积放在火头上的灰烬抖掉,然后在全家人身边四处晃动绕了一圈,因为艾草蚊烟的火头上积了灰烬,如果不抖掉会慢慢熄灭,蚊子便会成群结队地围攻上来,它们是很会抓住时机的。

 父亲拿着艾草蚊草转了一圈,火把头上的火又旺起来,烟飘得更浓,蚊子只好远远地逃进了竹林。他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几分钟,然后低声说:“怕是坏的。”

 “为什么呢?”我又急急的追问他。说真的,我意识里最怕父亲真的是坏的,总是希望出现好的转机。

 “哎!送我治安队符号的宋开明是大地主宋德昌的崽。”父亲告诉我,脸上刻满了悲哀。

 我不死心,又追问父亲:“你知道宋开明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吗?”

 “他现在还在沿河县法院工作。”父亲十分肯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

 “啊?”我吃了一惊,心里马上生起了希望,既然是大地主的儿子,为什么能在法院工作呢?我从小爱看书,特别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惊险小说,小说里那些搞地下活动的共产党有些不是资本家和地主的儿子吗?著名的小说《红岩》中的刘思扬,不是被徐鹏飞骂:一个大资产阶级的少爷,也参加什么共产党!

 宋开明有可能就是地下党员或者是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

 顿时,我兴奋起来,感到前头出现了一片曙光。于是我急忙走向屋里,点亮煤油灯,拿起纸笔,搬出一张吃饭的桌子,摆在院坝的李子树下,把父亲的那个治安队情况详细地写了下来,并提出申诉,请公安部门重新鉴别我父亲的历史问题。

 我父亲见我要给他提出申诉,很担心,怕惹出什么乱子来,引火烧身。

 我不管这些,把申诉材料写好,第二天就到大兴邮电局把这份材料寄给铜仁地区公安处。

 初三下学期,已经是公元一九六六年了。国家形势日益紧张,湖南省的“四清”运动已经进入白热化,从县里到生产队,揪出了许多“四不清”干部。贵州省面上的四清工作已经开始。这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中传说要从初高中调一批学生去参加这次“四清”运动。我不报任何希望,因为那必定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的事。

 为了让学生了解国家形势,掌握阶级斗争的动态。班主任张世钦老师要我在中午后敲预备钟的十分钟里,给全班同学读两报一刊中的重要新闻和消息。

 报纸上首先是提出了打倒“三家村”黑店,“三家村”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栏目里,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罪大恶极,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我们初三毕业班,一边关心时事,一边紧张的学习,因为马上就要面临毕业,升学考试了。

 班主任张世钦老师的丈夫叫令狐润身,教我们初三两个班的语文。

 令狐润身是贵州天柱人,说话时一副天柱口音。他身材很高,但是消瘦,文采很好,经常在省内的各级刊物发表文章,我很敬重他。令狐老师上课不呆板,会调动学生的情绪,课堂很活跃。

 我喜欢写文章,除了在小学时受吴恩忠老师的影响外,令狐老师也是使我热爱写作的一个重要导师。

 那时在班上,我的作文已经写得很好了。学校组织的几次作文比赛,我都获得了奖状。每次作文讲评课,令狐老师都把我的文章作为范文在两个班讲读。

 数学换成了郑之良老师,郑之良老师一直是盘信中学毕业班的“把关”老师。他在铜仁地区很有名气,属于“泰斗型”的大师。

 初三年级上的是几何。在初二时,就听说几何很难学,一些公式、定理很难记,并很难套用,于是编了顺口溜:

 “几何几何,叉叉角角。

 老师难教,学生难学。

 所以一提到几何,真是“谈虎色变”。可是我一接触到几何,却很感兴趣那些所谓的难记难背的公式、定理在我头脑里变成了乐趣,叉叉角角也很容易理解。所以几何成绩在全班又是名列前茅。

 毕业考试前夕,学生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作息时间不那么刻板了。早读、自习时间可以不闷坐在教室里。学生们便在山坡上,河沟边看书,背习题。

 我的学习基础好,便趁机出来放松自己。班长龙恩贵、团支书麻甲军和一些学习比较吃力的同学,天天坐在教室里埋头苦干,他们每个人的桌上都堆满了资料和书籍,连人都被埋在那些资料里。

 毕业考试,我以语文八十四分,数学九十八分的成绩,名列前茅,成为全班第一名。

 毕业考试过后,学生又放松了一段时间。这时班主任、科任老师、班委全干部集中在一起给全班同学搞毕业鉴定,记入学生档案,所以,这项工作十分谨慎。

 班主任张老师按名册逐个介绍,然后大家发言讨论,对每个同学作公正客观的鉴定。进展很慢,全班五十个学生,讨论了一天,还没有结束。吃了晚饭,仍然集中在办公室里加班。

 当讨论到我的鉴定时,已经是晚上九点过钟了。因为我成绩好,从初二起又一直是班委会干部,张老师作了简单介绍。郑之良老师补充了我的学习情况,班委会干部也对我作了充分的肯定。张世钦老师正要给我写鉴定评语时,班长兼学生会主席举手发言说:“慢,我对吴胜前同学还要做一点另外的补充。”

 张老师听到他的发言,只得停下笔,微笑地望着他,听他往下说。

 龙恩贵站起来说:“你们前面对吴胜前的评价,我不反对。但是,他还存在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生活作风不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和我们班上的女生杨秀兰谈恋爱。”

 龙恩贵的发言,真像一滴水滚进油锅里,坐在办公室里的学生和老师“轰”的一下子炸开了,叽里呱啦的争执起来。

 张老师吃惊地看着龙恩贵,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说。

 副班长杨帮明马上站起来反驳龙恩贵:“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你乱讲,要负责任。”

这时郑之良老师大笑,用他带着浓重玉屏口音的话,并且双手摇摆着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龙恩贵听了杨帮明的反驳,面红耳赤地站起来争辩:“我当然有根据,他和杨秀兰坐在一起,关系很密切,杨秀兰经常帮吴胜前洗衣服。”

 是的,我和杨秀都长得矮小,坐在第一排,编位时,我俩成了同桌。她成绩不大好,做作业经常问我。晚自习过后,我们俩和一些同学还留在教室里看小说。有时直到熄灯。可都有同学在场,并非我和她单独在一起啊。我经常帮她讲解作业,指导她写作文,她感谢我,确实经常帮助我洗衣服,这是事实。龙恩贵拿这些事情来指责我们谈恋爱,我实在忍不住了,也气愤地站起来反驳他:

 “既然班长说女生帮助男生洗衣服就是谈恋爱的证据,那么,龙玉莲同学也经常帮助你洗衣服,你不也在和龙玉莲同学谈恋爱吗?”

 龙恩贵气得脸像喝了一斤白酒那么绯红,脖子上的青筋膨胀得像筷子一样大,连额头上太阳穴边的青筋也气得暴凸出来。一时找不到什么话来反驳我,再也说不出什么来。

 于是,我谈恋爱的问题便在老师和班委会干部的一片“哈哈”声中被否定了。

(三)

 每天中午后打预备钟的十分钟时,我仍然到给全班同学念报纸。报纸上出现了“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北京大学学生聂元梓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也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全国掀起了“揪出埋藏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斗争,矛头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直接指向了各部委,各省、地、县以及各行各业的当权者。

 盘信中学仍然按部就班的上课,学生们只是在课余时间讨论着时事的变化。

 六月初的一天,下着细雨,天空阴云密布,地上泥泞一片。虽然说全校的主要通道都被学生利用劳动课从后山抬石头铺好,可下雨久了,从岩板缝里鼓出的泥浆还是把道路变成了深深的泥泞,行走时还是泥水连天。

 湿漉漉的空气弥漫着,显得十分沉重,人们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

 这天中午,我们班上舒小河同学的哥哥舒大河从松桃中学来到我们学校,他是松桃高中部的学生。他看见我们还在有条不紊地上课、复习,准备迎接升学考试,便有些吃惊地问我们:

 “你们还坐的住?我们松桃已经开始造反了。”

 “造反?”我们几个同学不解地看着他,脸上露出迷茫的神情。

 “你们真是乡巴佬,毛主席不是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吗?我们松桃的学生已经用大字报这个武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提出了打倒吴向必,打倒石孟明的响亮口号 。大字报已经在松桃县城贴满了。”

 我们更是惊奇,吴向必可是当时松桃县县委书记,石孟明是松桃县县长,他们真的像报纸上提出的口号那样,开始行动啦?

 舒大河越说越激动,他叫舒小河找了一张白纸,磨好墨,在我们教室里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打到石延龄豢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狗石继爵》。

 石延陵是松桃中学校长,石继爵是我们盘信中学校长。

 大字报写好后,他亲自雄赳赳地把大字报贴到了石继爵校长办公室外边的墙壁上。我们一群同学好奇的跟在他的身后。

 大家听说松桃中学的学生在盘信中学贴出了“打倒石继爵校长”的大字报,十分惊奇而激动,纷纷涌到校长室外边,挤着观看。

 上课的预备钟敲响了,可是失掉了往日的权威和约束力,同学们再也不听它的了,都在办公室外边围观,大声地议论着。

 全校的教师也来到了办公室门外,看着这群心情振奋,无拘无束的学生,知道一场不可避免的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他们有的低着头,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沉思,有的夹杂在拥挤的学生中激动的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学生的讨论。

 初三(1)班的李思洪,杨怀光,李云成,滕树军几位同学,毫无忌惮地从办公室抱出了一捆白纸,回到教室里,写出“打倒石继爵”的大字报,列举了校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行,揭露老师怎样向学生灌输封、资、修思想的行为。

 盘信中学沸腾了。从初一到初三,数百名青年学生“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炮,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个下午。全校每个角落,全都贴满了向资产阶级开炮的大字报。最后没有地方贴,学生们只得用绳子挂起来,在教室里,走廊上,一串一串的挂着。

 晚上,电灯亮了。各班的几个主事的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开会。

 初三(1)班的李思洪、李云成、初三(2)班的肖连富、杨邦明,初二班(初二只有一个班)的聂怡龙,滕树厚,初一级的吴胜明,杨胜晓组成了盘信中学学生自治会临时领导小组,指导着全校的行动。

 为了保护全校的大字报,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临时领导小组从各个班抽调了觉悟高,表现积极的学生成立了保卫小组,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轰轰烈烈,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盘信中学拉开了序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运动开始了。

 学校已经彻底停课,校行政基本瘫痪,大部分老师都受到了冲击。

 学生们自己组织了“学生自治会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原来的“学生会”“班委会”“团支部”全部废除,因为这些组织都是石继爵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下的产物。学校伙食团照常工作,管后勤的温志勉老师在总务处必须正常上班。“人是铁,饭是钢,”伙食团不能瘫痪。

 各个班也重新组织了领导小组,如果“两报一刊”有什么重要文章发表,就由各班的领导小组组织学习

 “两报一刊”指导着全国的革命动态。中央组织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全国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不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了新的指示。为了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决定废除大学、中专、中学的考试制度,学生毕业后升入高一级学校,实行的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针。

 废除了考试制度,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复习功课。老师无事可做,学生放手造反,停课闹革命。一时,学校的秩序混乱起来。

 学校的公共财产遭到破坏。桌椅板凳被劈烂,拿到伙食团当柴烧。玻璃窗子随时被砸,校长办公室的电话机,也被学生拆去到河沟里打鱼去了。

 初三(1)班的滕树军,盘信长坪人。高大个子,身体肥胖,行动迟缓,反应慢。成绩较差,学生给他起了个混名叫“肥猪”。

 有一天,他从办公室把学校的手风琴拿回寝室。其实,他对音乐是“扁担吹火,一窍不通。可能是平时看见令狐老师他们拉手风琴很潇洒,他也想潇洒一回吧。回到寝室,他有模有样地背好带子,把手风琴抱在胸前拉了起来。可是,不管他怎样努力,总是拉不出一首有韵律的调子,搞了半天,累得满头大汗。

 学生寝室安放的是双层木床,滕树军睡在上铺,离地有一米多高。他累得满头大汗不耐烦了,便把那架晶亮,崭新的手风琴“哗”地一声,从上铺狠狠地砸下来。手风琴落在地上,慢慢收拢时还发出微弱的响声,他又从上铺跳下来,骂道:“我日你家妈,老子拉你你不叫,现在还要咿咿的调戏老子... .......... ...”抓起手风琴,连续地狠狠向地下砸了几下,这架贵重的手风琴被滕树军同学砸成了几大块,报销了。

 睡在寝室的同学也张开大嘴,附和着滕树军哈哈大笑。

 校长室被学生组织的“临时领导小组”占领了,组长聂怡龙、政委滕树军坐在原来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位子上,那时学校没有副校长。吴胜明是领导小组秘书,因为他钢笔字和毛笔字都写的很好,掌管着学校行政的公章。

 中央成立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各省,地县也相续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指导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六月底,松桃县文革领导小组组织了有县武装部参加的工作队,进驻盘信中学,指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队的队长是谁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武装部派来的是一个姓李的干事,他很年青,也就二十刚出头,个子很高,很和气,经常和我们学生谈天说笑,不严肃,一点架子都没有。其中有一个女的叫石贵梅,后来和郭迪华老师结了婚成了我们的师母。工作队充分肯定了我们这个时期的造反工作,但是还指出了我们在打倒石继爵,批判教师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同时,还有一个隐藏的最深的阶级敌人一点也没有触及到。

 全校教师从校长石继爵到主任龙士光和所有教师,基本上都被点名炮轰了,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一个一点也不被触及到的老师。

 后来,初二级的满元英悄悄的告诉我说工作队指的是郑之良老师。

 我听了后仔细一想,还真是的,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的确没有一张点出郑之良老师的名。

 可是,我们实在想不出,也找不到什么错误来攻击郑之良老师啊!

 郑老师四十开外,中等身材,身材壮实,方正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对学生说话轻言细语。上课认真,一丝不苟,业务极佳,是全铜仁地区很有名气的数学老师。

 可能是别的同学听说了郑之良老师是全校隐藏的最深的阶级敌人,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生,所以不知是谁,也拼凑出一张批判郑之良老师利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学生的大字报,内容是说郑之良老师“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即是说他上课只讲数学知识,不突出政治,培养的是“白专”人材。这张大字不署名。可能是写大字报的人也觉得自己是在违心地编造事实来攻击郑老师而心感惭愧吧。

 不久,工作队又被撤走了,原因是革命小将造反不需要谁来指手画脚。

 工作队撤走的那天是晚上。大概九点过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导处办公室里。不知是哪个捣蛋鬼恶作剧,用锁从外边把我反锁在里面。武装部小李干事背着背包走到办公室门前,看见里面亮着灯,我一个人坐在那里,便和我打招呼告别。教导处的两扇门是玻璃做的。我也和小李干事打招呼,并用力拉着两扇门,裂开一道缝隙,小李干事把手伸进来和我握手,便匆匆地走了。

 要放暑假了,学校安排伙食团准备毕业会餐,我们一级两个班共九十人,一共十多桌,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温志勉老师派人从凉风洞酒厂打了几十斤包谷烧白酒,每桌放上一桶。老师们祝我们在辽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我们都感谢他们的祝福,一时间忘记了那些在大字报上充满火药味并且十分犀利的“批判”、“火烧”“炮轰”之类的言词,仿佛又回到了他们对我们諄諄教诲的课堂。

 那天,我们喝得酩酊大醉,会餐结束后,两个班又组织打了最后一场篮球友谊赛,球场上一个个东到西歪。

 原学生会的体育部长,我的好朋友杨秀伟叫我吹哨子,当测判。我醉得两眼朦胧,看见的只是球场上的人影乱作一团,这个睡倒在地上,那个歪歪斜斜地爬起来。我胡乱地吹着哨子,打球的人也糊里糊涂地奔跑着,一场球下来不知道谁胜谁负。一个个满头大汗地往水沟边跑。我一下子连人带裤子躺倒在冰凉的水沟里,让清凉的井水浸泡着被酒精燃烧的身体。

 三年的初中生活想不到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毕业典礼过后,颁发了毕业证书,同学们挥泪而别,从此后的五十多年里,有的同学再也没有见过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