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尔山纪实
当前位置: 首页 > 苗族文化 > 腊尔山纪实 > 正文
       

《并非传奇的岁月》(纪实连载六)

来源:文 吴胜前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7/07/03 16:17:19

父亲从生产队长变成了四类分子

(一)

 麦子收割完毕,栽秧上坎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上级发出了解散食堂的命令。要各个生产队马上查好账目,清理剩余财产把食堂里的粮食分到每户每家。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个个欢欣鼓舞。熬了三年的大锅饭终于结束了,又恢复到一家一户各自烧锅煮饭,自由安排的时代了。

 记得去年冬天,食堂断顿停餐,家中没有一粒粮食下锅,父亲要将家里的水缸卖掉,到黑市上去换几斤干红薯颗颗时,母亲制止他,说要自己用。父亲指着母亲的鼻子骂道:

 “你还想一家一户单独开火煮饭,哼,除非你搬到台湾去住。”

 想不到才几个月的功夫,轰轰烈烈的食堂一下子就解散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政策一时一个变,令人捉摸不透。

 菖蒲塘解散食堂那天,天也变好了。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到这天突然停下了。吃过早饭,太阳便从云层里钻了出来,云块慢慢地消失,太阳照在湿地上,发出阵阵水蒸气形成的雾。这天气像人们的心情一样,开朗起来。

 全寨子的人全部都集中在食堂里,静悄悄的连平时爱打闹追逐的我们这些小孩,也乖乖地夹杂在人群里,不再喧哗。

 会计王俊州大声地把一年来的账目公开完毕,人们把剩余的大米、小麦、豌豆全部从食堂的仓库里搬了出来,一样一样地过称盘存。然后叫藤代昌、龙海啸、吴恩喜这些会打算盘的人,坐在条桌旁边,一五一十地将余下的粮食按人口,分等级地算出来,分到各家各户的头上。

 帐算好后,由王志明掌管秤,吴喜前、吴恩品等三人撮粮食。王俊州按账本上的名册点名,按顺序地将各家应得的粮食称回去。

 出来称粮食的大多是妇女,她们背着背篼、提着撮箕。提着口袋。轮到谁家时,那家的妇女便把眼睛死死盯住王志明手中的那杆秤。如果秤落下了一点,便会尖声骂道: “冒水牛,你的秤杆是咋个搞的?”(王志明的小名叫冒水牛。)一定要等到秤杆的尾巴稍微上翘一点才肯罢休,然后才欢天喜地地背着粮食回家。

 在分粮食的过程中,父亲安排食堂人员把房子打扫干净,并叫各家各户抬来的饭桌也各自搬回去。等全寨人的粮食分好之后,这幢五柱七挂的房子已打扫干净,显得比平时更加空旷。

 父亲高声地说:“好啦,大家出去吧,我要锁门了。”

 大部分人已经回家了,只有几个妇女和小孩子,正提着口袋,趴在堂屋后边那间还装着木地板房间的地脚坊下边,用木棍从几个老鼠洞里往外掏东西。

 只见她们用小木棍往老鼠洞里一捅,便从里面骨碌碌地滚出一些麦子和豌豆来。捡进袋子里,然后又再往洞里一捅,又从洞里边滚出一些麦子和豌豆......真像“阿里巴巴”喊“芝麻开门”那样,从里边滚出取之不尽的宝藏。这几个妇女尽管被我父亲反复催促,就是舍不得离开,里边滚出的可是粮食啊,谁肯轻易放弃。于是好多人折回食堂,聚集在那里,看着这奇怪的一幕,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我父亲听说有这等怪事,也从灶房那边走了过来,看了一会这几个妇女和小孩趴在地上聚精会神地捅着老鼠洞。十分气愤,便挤到前边,怒骂道:“让我看看,这里边到底有什么鬼。”

 说完,便照准前方的地板根飞起一脚,几块楼板便被他踢断,飞到半空中。

 一下子,大家都傻眼了,楼板下边露出了一堆黄灿灿的小麦和圆溜溜的豌豆,足足有两三百斤。

 “噢嚯!”大家惊呼起来,纷纷咒骂,是那个野卵日的把这么多粮食偷埋在这里,捏老子们的脖子,该千刀万剐。

 会计王俊州从人缝里看了一下露出来的麦子和豌豆,趁大家还没反映过来,便回到他的房间,把衣服包成一个包袱,偷偷地逃走了。

 待惊呼的人们反应过来,四处寻找会计王俊州时,他早已溜得不知去向。

 因为队里把粮食收回来,全部锁在食堂的仓库里,由会计统一保管。王俊州虽然一个人住在食堂,掌管着仓库的钥匙,可他不是本寨子人,是白岩大队将军山生产队的人氏,离这里四五里远,要把东西偷着背出去,很不方便,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会有人看见,走不脱的,所以大家十分放心。万万想不到,这个歹毒的家伙居然克扣全寨人的口粮,偷了这么多的粮食埋在地板里,真是可恶。

 找不到王俊州,父亲只好叫人把地板下的几百斤粮食撮出来,暂时封存在食堂的仓库里贴上封条。钥匙交给保管员藤代昌收藏,等调查出个水落石出再做处理,大家便分散回家了。

 菖蒲塘的龙海清当上了副支书,十八岁的王志明当了大兴大队的大队长。他血气方刚,踌躇满志。

 他们两个吃了晚饭,聚在一起,分析着今天发生的这场事件。越想越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他们觉得单单是王俊州一个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他不是本村人,偷了这么多粮食,并且把它埋在食堂的地楼板下,食堂解散了,他就得回到将军山,日后他怎样回到菖蒲塘取粮食呢?寨子中肯定有人和他勾结......

 龙海清和王志明两个思来想去,最后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我父亲吴恩科身上。只有我父亲才有条件与他合作,即使食堂解散了,可我父亲是生产队长,这幢房子的钥匙还掌管在他手中,他有理由也有权力来打开这幢房子,况且我家离房子又近,只要经过吴胜昌的家门前,下坎便到了,基本上不会有人发现。他们越想越觉得顺理成章,这种逻辑十分合理。

 于是,他们背着我父亲,悄悄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暗地里秘密进行调查。

 首先,派人到王俊州尽可能落脚的地方寻找。三天后,王俊州被他们从湖南阿拉营的一个亲戚家抓了回来。龙海清、王志明等人把王俊州秘密关押在一处不让人知道的地方,让他与我父亲隔离,他们悄悄地审讯王俊州。

 开始王俊州不敢承认,但是在铁证面前,他搪塞不过去。因为他就睡在仓库外面的房间,要开仓必须经过他的床前,钥匙又掌在他的手中,无论如何王俊州都逃脱不了干系。最后只得承认是他把麦子和豌豆转移到了楼板下边,等有机会再拿出来运回家中,

王志明问:“生产队长吴恩科是否参与这件事?”

 “没有,吴恩科根本不知道,我也不敢让他知道。”王俊州回答。

 审问进入了僵局,看来案子已破,可是没有他们想象的结局,他们决不罢休,继续审问王俊州。

 三天三夜,王俊州仍然不肯冤枉我父亲。因为他确实没有参与王俊州偷埋粮食这件事。

 没有到达目的,王志明恼羞成怒他拍着桌子大声地斥骂王俊州:

 “王俊州,没有吴恩科的指使,借你十个胆子你也不敢到菖蒲塘偷盗粮食。你再不供出吴恩科,老子就把你告到公安局,不抓你坐几年牢老子不姓王!”

 王俊州被他威吓的全身发抖,两腿颤颤惊惊。几天几夜叫他站着。不准坐,不准他休息,便瘫下去了。

 龙海清把他扶了起来,叫陪审的龙文珍搬来一把椅子,让王俊州坐下。

 “王俊州,你又何苦呢,为什么一个人帮他死扛。只要你承认是吴恩科指使你干的,我们就对你既往不咎,马上送你回将军山,再也不找你麻烦。”龙海清看着王俊州,慢条斯理地开导他。

 王俊州看着怒气冲冲的王志明,又看了看满脸慈祥的龙海清,终于低下了头,承认是我父亲吴恩科指使他偷埋粮食,然后由他取出来与王俊州平分。

 他们录好了口供,命令王俊州签字画上手印。便悄悄地把王俊州送回将军山,他们果真遵守诺言。从此不再追究王俊州。

 这个秘密调查组马上把目标转移到我父亲身上。第二天,龙海清、王志明突击审查吴恩科。

 王志明拍着桌子,要我父亲承认王俊州偷粮食是他指使的。

 “王志明,讲话要有证据。如果是我指使王俊州偷粮食,那天我肯踢飞地楼板,让你们发现吗?”我父亲激动地和他辩解。

 “那是你的狡猾之处,你看事情保不住了才做出这个举动,让人不怀疑你,”王志明批驳我父亲。

 “你不要抵赖,王俊州都承认了,并且在口供上签了字,盖了手印,说是你叫他偷粮食的。”龙海清轻言细语地劝说我父亲。

 我父亲不知道他们找回王俊州,听说王俊州捏造了事实,反咬一口冤枉他,还不相信。王志明便把王俊州画有手印的材料“啪”地一声摔在我父亲面前:

 “这是冤枉你?你自己看个清楚!”

 尽管我父亲反复申辩他根本不知道王俊州偷埋粮食这件事,可已经是枉然的了。他们有王俊州的供词,便已构成铁案,父亲再也没有申辩的余地了。

 第二件事就是追查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他们没有面对面地审问我父亲,而是把我父亲在解放初期组织维护大兴秩序的“大兴治安队”,说成是“组织土匪中队反对共产党”的反动组织上报道松桃县公安局。

 的确,解放初期,大兴暗地里组织了七大反共组织,准备抵抗解放军。不料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千军,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与解放军抗衡便土崩瓦解了。

 我父亲组织的“大兴治安队”根本不属于反共那一类,为了扳倒我父亲,他们牵强附会地把父亲的这个组织也划归了这一类。

 松桃县公安局接到这份材料,当然十分重视。解放十年了,大兴还隐藏这一个反共组织没有肃清。便派了一个调查组和牛郎区公安特派员欧宪庭进行联合调查。

 调查组审理我父亲的时候,还是在菖蒲塘的食堂里进行。那时我也在父亲身边,尽管刚满十岁,隐隐约约还记得当时欧宪庭审问我父亲的情景。

 “吴恩科,解放初期你组织得一伙队伍吗?”欧宪庭问。

 “是组织过一个五十人的队伍。”我父亲回答。

 “你们抵抗过解放军吗?”欧宪庭问。

 “没有,这个组织是解放军打垮国民党乡政府后才组织的。”我父亲回答。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欧宪庭问。

 “不知道。”因为我父亲没有文化,确实也不知道这个组织的性质是什么。

 “是哪个指派你组织这个队伍的?”欧宪庭继续追问。

 “是尖岩山的宋开明叫我组织的。”我父亲回答。

 “他是什么人?”欧宪庭问。

 “他是川硐伪乡长,大地主宋德昌的儿子。”我父亲如实地回答。

 审问到这里就结束了,欧宪庭不再追问,县公安局的同志也不再提什么问题。

 记录员把记录整理好后,仔细念给我父亲听,然后说:“吴恩科,你听了上面的记录,如果没有什么出入,就在上边签字画手印。”

 食堂解散后,大兴大队领导作了调整,原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毛虫因犯男女关系错误被撤销了。尽管他参加抗美援朝,右边肩膀都被打飞了一块肉,可是被王志明他们指证和大兴妇女主任有男女关系,还是被撤职了。大队长王志明也被撤销,回到菖蒲塘任生产队长。我父亲吴恩科的生产队长由于贪污和反动组织也被撤销。大兴街上的周忠宗当上了大兴大队党支部书记,龙海清继续担任大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过了一个月,那时已是六月份,天气十分炎热了。

 一天晚上,生产队长王志明拿着广播筒沿着寨子大声宣布说:“今天晚上,全体男女老少社员,全部集中到老食堂开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

 吃完夜饭,全寨男女老少都来齐了。由于天气很热,都坐在院坝上乘凉,人们都各自带着从坡上割回来晒干的艾草,点燃了熏蚊子。因此,到处都飘散着艾草苦涩而略带清香的气息。

 那时,我是娃娃头。每到天黑,便和一群伙伴到寨子里玩游戏。我是各场游戏的组织者。捉迷藏时,由我指派哪几个躲猫猫,哪几个当侦察员寻找躲藏的伙伴。

 学电影里玩打仗游戏时,也由我宣布哪些当八路军哪些当敌人。伙伴们都很听指挥,无论指派谁当八路军谁当敌人,全都没有意见。

 这天晚上,也和平时一样,十几个伙伴已经聚到我身边,正准备分伙开战时,突然听到队长王志明从人群中发出一声严厉地呵斥:

 “吴恩科来了没有?”

 “来了,在这里。”我父亲坐在人群中高声回答。

 “出来,站到阶檐上,让大家看清楚你的面目!”

 王志明厉声的命令我父亲站在高高的阶檐坎上,面对着全场男女老少。

 我听到这几声尖利的呵斥,并且点着我父亲吴恩科的名字,知道大事不好,便没有心情指挥今晚这场游戏了,悄悄地挤进人群中,胆怯地蹲在母亲身边。

 “现在,我向菖蒲塘的全体贫下中农宣布松桃苗族自治县公安局的一个判决:

 吴恩科,男,苗族,四十一岁,贵州省松桃民族自治县大兴公社大兴大队第五生产队人。此人在解放初期组织反动队伍,自称土匪中队长,反对中国共产党。经调查核实,特将吴恩科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交付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管制,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我不懂什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也不懂“管制改造的性质”,反正只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坏事。

 王志明担心村子里的人不懂他宣布的内容,宣布完毕后,又用苗语大声地进行解释。

翻译成汉语就是“吴恩科现在是我们公社最坏最坏的人了,他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管制,老老实实地改造才有出路。一张逮捕证随时在他头顶打转转。他是落雨天挑稻草,只能减少半斤,不能增加四两......”

 全寨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毫无心理准备,昨天还是全寨人的生产队长,今天就成了全公社最坏最坏的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全场鸦雀无声,只有王志明那带着钢声的话,铿锵有力地在夜空中盘旋。

 当他讲到“逮捕证在我父亲脑壳顶上打转转”时,右手伸到空中,用力地划着圆圈,仿佛真的就形成了一个圆形的铁圈套在我父亲的头上。

 从此,我父亲吴恩科就被列入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行列。后来因为农村没有“右”派,便被定为“四类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和改造。

 我这个“娃娃头”也消失在菖蒲塘山寨的每个热闹的夜晚。

 真的,我记得父亲被划为“四类分子”后好久,每到夜晚我都没有出过门。

(二)

 遭到这次变故,我已经读四年级了。食堂下放后,国民经济渐渐恢复,市场又活跃起来。一到赶场天,小商小贩们就各显神通,街上的糠菜粑粑到处都是,反正饿不死人了。

 因为饿饭而辍学的同学们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学校。

 大兴完小校长由唐长裕换成了杨光尺,学校教导主任是孙淑芬老师。新调来了一个十分年轻的石昌明老师,他是松桃长兴人,刚满十八岁,歌唱得很好,只要大兴完小有的乐器,他都会拉会弹,手风琴拉得特别好,是全校的音乐老师。

 虽然我不喜欢音乐,但石老师和气,我很喜欢和他玩。有些夜晚我们去他寝室叫他给我们摆故事,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一千零一夜》,知道了《格林童话》《俄罗斯民间故事》。

 石昌明老师年轻,长得帅,成了高年级女生的偶像。

 我们班有两个长得好的女生,那时怕有十四五岁了。一个叫王玉英,一个吴牛妹。常有事无事总要往石老师房间跑,找一趟石老师,不是借支钢笔就是讨口水喝,反正每次总会找出一些理由。

 人们都说女生要比男生成熟早,我很相信。我们班上的两个美女看起来对男女之事已开始有萌芽的感觉了。

 长得好也是一种祸害,石老师调来那年,八月间;我们队上借大兴完小操场晒谷子。因为学校就办在我们菖蒲塘寨子的背后,离得很近,每年都要借他们的操场晒谷子,学校也很支持。

 晒谷子都是妇女的事,当然少不了年轻漂亮的姑娘。于是石昌明老师又成了菖蒲塘那些年轻姑娘媳妇的梦中情人。

 寨子有个姑娘叫龙含英,四年级时遇上粮食关辍学了,现在已有十七八岁,经济恢复后,她不再上学,参加队上劳动。她中等身材,鸭蛋脸,眼睛清秀,特别是一对粗长的辫子更是令人喜爱。她早就听说学校调来了一位才艺双全的石老师,心中早已向往,苦于没有理由和时间接触。这次晒谷子,真是天公作美。她在晒谷子休息时,便邀她要好的姑娘吴爱香去石老师房间玩,问这问那,并向石老师学手风琴。几天后就熟悉了,龙含英和吴爱香吃完饭就往学校跑,和石昌明老师谈心。

 学校教导主任孙淑芬发现了,感到很不正常。于是就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向杨光尺校长反映。学校马上组织召开全体教师大会。批判石昌明老师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弄得他抬不起头来。第二天他把房间门锁了,下课就坐在办公室里,不敢回到自己的寝室,更不敢去见龙含英。

 尽管遭受了三年粮食关,我在学校读书时的成绩一直很好。那时还不大强调阶级成分,老师还是很喜欢我,仍然在班上当学习委员。原来的班长莫祥兴在饿饭时也辍学了,现在我们的班长是尹大兴。因此,我还没有感受到由干部子弟的“红五类”变化成反动分子“黑五类”的政治压力。

 寨子里那一些和我捉迷藏、玩打仗游戏的小伙伴们,也还没有区分“红”和“黑”的观念。每天上学、放学,还是围着我转。渐渐地,我也从担惊受怕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每天晚上有和小朋友们活跃在村子里。他们仍然和原来一样,以我为中心,服从我的指挥和安排。

 潘家有个女儿叫潘凤,和我同年,比我大几个月。她家的条件很好,标准的贫农出身,大哥从部队转业回来,安排在大兴公社邮电支局工作,当局长。二哥比我大三岁,还在读书。她最小,也最娇惯,性格泼辣,好高要强。圆圆的脸盘,长得很丰满。

 她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耍,躲猫猫、捉迷藏。有时候伤害了她,她感觉不如意了,就会揪着我哭骂:“日你妈,你这个四类分子崽崽,还敢欺负老子贫下中农......”

 一般我都不理她,让她哭骂。发泄完了过后又和我说说笑笑,一起玩耍。

 有一次,她骂得我实在受不了,感觉确实伤了我的自尊心。便从父亲耕田的犁架上抽出用来打牛的牛刷条,对着她的脚杆狠狠地抽了一顿。她疼得在地上打滚,可还是在嘴里骂这我这个“四类分子崽崽”,并扬言要告诉她家哥,整死我。

 我很害怕,好几天都在提心吊胆。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动静。不知是她根本就不回去告诉大人还是她家大人根本就不管这些事。见没有动静,我才把心放下去。

 潘凤被我抽打了一顿,好几天都不和我说话,撅着嘴巴不理我。过了一个星期,放学回家,她又跑到我家,邀我一起上山挖野菜,笑着像没事一般。

 我读六年级的时候,学校又调来一个叫吴恩忠的老师。他个子高高的,鼻子也特别高,头发自然地卷曲着,像个洋鬼子,我们在背后叫他“高鼻子”。

 这个吴老师很有学问,据说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他教我们语文,他上的语文课很精彩,你就是打瞌睡了也要被他逗醒,我特别敬重他。渐渐地,我的作文变得好了起来,每篇作文都成了全班的范文,吴老师讲解作文课的时候都要把我的作文念给同学们听。

学校组织的作文比赛,我总是拿第一。无论是班上出刊还是学校出刊,吴老师都要我主持,修改文稿。

 少先队改选干部,杨光尺校长把全校少先队员集中在一个教室,大家投票选出大队部干部。我荣幸地当上了少年先锋队大队长,成了当时学生最大的“官”。

 从此,学校开展的每次活动,都是我这个大队长出面主持、指挥。我又成了大兴完小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