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尔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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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传奇的岁月》(纪实连载三)

来源:本站 吴胜前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7/06/06 10:44:11

吴文德乡长的传奇故事

(一)

 一九五零年秋天,蒙蒙的细雨笼罩着腊尔山的苗岭山区。刘邓大军的步伐没有因连绵不断的秋雨而滞留。随着隆隆的炮声,湖南全境解放,红旗插到了武陵山区的东麓,直到黔境贵州。

 与贵州毗邻的湖南省凤凰县,县长陈渠珍起义和平解放。原来驻在与贵州交界柳木坉的独立团,也因此解散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七团越过湖南向贵州挺进。

 解放军不费几颗炮弹,大兴乡伪政府便土崩瓦解。乡长唐邓同卷着细软,匆匆赶到了马槽河对岸的茶园苗寨。伪乡兵班长石春亭带着二十几个枪兵,在乡政府的院坝前向解放军缴了械,投了降。解放军一三七团二营的张营长接受了石春亭的投降,命令把他们的武器暂时收藏在伪乡政府的保管室里。便又亲率大军向铜仁挺进,进军大西南。

 这时,大兴的伪乡政府被解放军打垮,新政府还未成立,形成了暂时的无政府“真空”地带。一些被解放军神威气势所折服的小股土匪又悄悄活跃起来了。开始他们在乡村作案,偷老百姓的粮食,抢老百姓的财物,后来就明目张胆地牵老百姓的牛、烧杀奸淫。

 在大兴场北面的雷打岩寨子,有个土匪叫王泥鳅。他纠结了近百人,在四邻烧杀抢掠,十分猖狂。渐渐地胆子越来越大,赶场天也敢大摇大摆地进街抢劫东西。

 还有东边和湖南黄合营交界的大坪新场一带,土匪杨和清也拉起了队伍。他们越过湖南地界,抢劫周边寨子。赶大兴场时,不敢窜进大兴,他们在陡山坑的山洼中设伏,抢劫经过的赶场人。

 在这两股土匪的骚扰下,大兴以及周边地区的形势又一度紧张起来了,老百姓的生活又遭到侵犯,不得安宁。

 冬月二十一日,赶大兴场,我父亲吴恩科被一个叫宋开明的人约到秦和章面馆见面。

宋开明是铜仁县川硐区大地主宋德昌的儿子。铜仁国立三中的学生,毕业后在川硐的一所小学教书。

 今天,他约见了我父亲,二人在面馆中交谈,他说:“恩科,我想叫你在大兴办一件事情,不知你敢不敢?”

 我父亲问:“只要不叫我当土匪,祸害老百姓,我有什么不敢的。”

 宋开明说:“不叫你当土匪,要叫你打土匪,你赶快组织一支五十人的队伍,在没有成立乡政府之前,维护大兴治安。队伍的名称就叫做“大兴治安队”。

 父亲考虑片刻说:“人都好找,就是枪支怕有困难。”

 “你去叫乡公所的石春亭班长把他收藏在乡公所的二十几支枪拿出来交给你,不够的你向街上的富户借。”宋开明说完就从背着的包里拿出五十个黄色的菱形臂章交给我的父亲吴恩科。又告诉他说:“你们这伙人的生活和待遇靠赶场天收取摊子费解决。”

 晚上,父亲找到了石春亭,原来宋开明也对他说明了这件事,他便把乡公所里的二十五支步枪交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也叫石春亭一起参加了“大兴治安队”

 还差二十五支枪,我父亲便带着石春亭,龙海清,龙怀重,王长顺几人到街上的几户财主家借枪。

 街上的几家财主听我父亲说明了来意,便都高高兴兴地把枪借给了他们。因为他们都相信吴启云的侄儿一定不会干什么坏事,一定会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安宁,并且还有上峰发的“大兴治安队”符号,值得信赖。

 大兴治安队组织起来了,我父亲吴恩科任队长,我大公吴春贵的小儿子吴恩金管理生活。我大舅石明华任出纳员。

 后来,宋开明又来大兴告诉我父亲我说:“恩科,你这个治安队的队伍要纯洁,当过土匪的不能参加,家产在一百挑谷子面积以上的不要。”

 这样,我父亲只好把他大伯的儿子吴恩金和我的大舅石明华清退了。因为他们两人的田土面积都超过了一百挑。

 冬月二十六日,五十个人枪的队伍佩戴着“大兴治安队”金黄色的臂章开进了大兴场。

 父亲派了几支队伍在街外设卡,检查过往的行人。主要的哨卡设在杉木农场的坳上,对付黄合营那边的杨和清。

 王泥鳅派了十几个土匪装扮成赶场的人,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抢东西。他们走到俄梨湾坳上,看见有十几个人背着枪并佩戴黄色臂章的人在站岗,知道不妙,不敢往大兴去了,回去向王泥鳅报告说今天有人在俄梨湾设卡站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泥鳅便派探子进街打听。他知道是菖蒲塘的吴恩科组织了队伍,在大兴街上维护治安,便不敢进行街骚扰了。

 黄合营的杨和清,也带着十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准备在陡山坑湾里打伏击,抢劫过往行人。治安队的哨卡发现了这伙背着枪的土匪,便鸣枪警告。开始,杨和清还以为和他一样是哪个寨子的土匪,不把治安队的岗哨放在眼里,继续向这边奔来。哨卡带队的王长顺便命令开枪射击,杨和清知道是大兴场维护治安的哨卡,不敢过去。便也带着他的人马回了湖南。

 有了这个治安队,大兴场又恢复了平静,赶场的人再也不担惊受怕了,周边秩序又得到了稳定。

 腊月二十六日,这是大兴赶最后一场,马上就要过年了。川硐的宋开明找到了我父亲说:“吴恩科,你们治安队成立这一个多月,维护了大兴的稳定,干得很好,今天是最后一场了,大家都准备回家过年,你们解散吧,开年后再听通知。”

 下午散场后,父亲把这个月收缴的物品和剩余的经费全部分给了这些人员,让大家回家过团圆年,并把“治安队”的符号也收缴交给了宋开明。乡公所的枪支仍然交给石春亭锁进保管室里,借私人的枪支也一一的归还,大家便分手回家。

(二)

 一九五一年开春,共产党派了土改工作队进驻大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兴乡人民政府,仍隶于铜仁县管辖。大兴乡下辖三个村,大兴为第七村,星光为第八村,白岩为第九村。乡长由吴文德担任。

 吴文德,大兴镇星光村朗木坪人。这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幼年父母双亡,靠吃百家奶养活,七岁时就独立流浪,东家讨一口饭,西家吃一碗粥长大。夏天,他随便就蜷在那家的屋檐下坎下过夜,任凭蚊虫叮咬;冬天,他像野猪一样钻进人们堆在旷野的稻草堆里睡觉。即使寒冬腊月,他也只是一件遮蔽不了身体的单衣,脚下穿的是捡到别人丢掉的烂草鞋,再用稻草和棕片裹着。

 十七八岁了,身体矮小,瘦骨伶叮。十多年的苦难、熬就了吴文德坚韧不拔的性格,能吃苦耐劳,能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他也学会了应变各种事故的能力。

 国名党统治时期,人人都怕服兵役。每年都要抓壮丁,一般过得去的人家,都不想自己的儿子去当兵。吴文德看准了这一个挣钱的机会。他打听到谁家被抓了壮丁,他就去联系,叫他们出钱,自己顶替那个壮丁的名额,服兵役。因为他为人灵活,尽管他多次出去当兵,每次不到半年功夫,都能安然无恙的从兵营中逃脱回家。第二年他又去顶替别家出壮丁,年年如此。

 乡公所也不太管这些,只要能有人充数完成任务就行,县里兵役科的人也大都认识吴文德,但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年年让吴文德变换着名字出现在服兵役的花名册上。有一次,他在兵营里混了两年多时间,找不到机会逃脱,最后被调到江西去参加围剿红军的战斗。据他自己回忆,那是蒋介石第三次围剿红军。在一次战斗中,吴文德当了红军的俘虏。

 在俘虏营里,吴文德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初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他这样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人,并且吃尽了人间千般苦难,当然就欢天喜地的参加了红军队伍。

 参加了红军,吴文德进步很大,他多次当兵,头脑灵活,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获得上级领导和战友的好评,到了第二年就立功受奖,升为排长。

 在一次立功受奖大会上,他受到了肖克将军的表扬。

 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他们负责掩护中央红军转移。在最后时刻,他带领战友冲出战壕,与扑上来的敌人拼刺刀,挺起刺刀跃出战壕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红军早已全部转移,不知去向。他被当地的一家老百姓救回家中,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这家老百姓冒死掩护他,并上山採药,让他把伤养好。

 养好伤后,他告别了这家恩人,找不到红军去向,只好辗转回家。

 在回家途中,他不幸被识破是红军伤兵,又被反动派抓去,关进了铜仁监狱,受尽了百般折磨,最后,反动派把他脚后跟的筋挑断、放了出来。

 吴文德的脚后跟被挑断了,成了残废人,他无处可去,不能生活,经人介绍,就到六龙山的一个庵堂去帮和尚守庙。守了几年庙,他和庵堂里的一个尼姑相好,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秀珍。尼姑不愿和他回大兴,他只好带着女儿回到了家乡。

 回到大兴后,他不愿再回朗木坪老家,便在菖蒲塘住下来了。满公吴启云让他住在菖蒲塘寨墙的门楼里,夜晚帮听听动静,以免有歹人打家劫舍。文德无处安身,也很高兴地住下了。

 他白天上山烧灰,砍柴卖给一些财主,养活他父女二人。

 我们寨中远房大公福全家收灰,吴文德就烧灰卖给他家。那个大婆很刻薄,也像上个世纪批判的刘文彩那样,大斗进,小斗出。她特地请人编了一挑特大的箩筐量灰,平常挑的箩筐要三箩灰才能装满她的那一挑箩筐。

 吴文德觉得不公平,很吃亏,便和我那个大婆吵了起来,大公福全从外边回来,听见吴文德吵架,不问青红皂白,煽了吴文德一个耳光。

 吴文德是一个残废人,烧一挑灰就十分费力,福全大公不仅不同情,反而动手殴打这个弱势的人,引起了菖蒲塘人的谴责。

 吴文德会用稻谷制作麻糖的手艺。大公春贵叫他不要上山砍柴烧灰了,那样很辛苦,借他谷子制作麻糖做生意算了。他很感激大公春贵,决定做麻糖卖。但是,制作麻糖要几口大锅子,他买不起,我阿婆就把一口不用的大锅子借给他,不够的我父亲又到几个婆家把闲置不用的锅子帮他借来。于是,吴文德不再上山砍柴烧灰卖了,在菖蒲塘开起了熬制麻糖的铺子。白天,他挑着麻糖,敲着我婆借给他的一面小锣,串乡叫卖,晚上再回家熬制麻糖,把日子混下去。

 一九五零年,共产党派来了工作队,访贫问苦,第一个找到了吴文德。吴文德一九三几年参加过红军,(据他自己说已经加入过中共产党,但是组织关系无法考证)受过党的教育,他听说来了工作队,并且要他去参加工作,他十分高兴。便积极地配合工作队,参加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运动,并带着我父亲吴恩科一起,不久,我父亲当上了菖蒲塘组的民兵小队长。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二月,我便在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诞生了。